编者按：最近上海常德商会在《上海德商》公众号上连载了多篇《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史作品。该作品是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陈希奇先生收集整理的一批湖南人在上海做出的贡献。对我们研究湖南人在上海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网将分期转载。
陈希奇先生是湖南常德人，现为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曾于本世纪初来到上海，参与热风企业管理工作。喜爱文史，曾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湖南人口报》《湖南档案》等报刊上发表文章。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参与了《汉寿县志》、《常德市志》、《常德历史上的今天》、《汉寿县档案馆指南》等史志的编写工作，有深厚的文字和史志功底。所著《汉寿县人口志》在湖南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获二等奖；《汉寿县志·人口》被评列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交流“十佳”第一；负责补充修改的《汉寿县志·血防》获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一等奖。特别是他专注于对源远流长的湘人、湘军、湘政、湘商的考证纪载，用心用情记录了湖南人建功上海的智慧与贡献，所写的《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章内容厚重，意义深远，弘扬了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振了在沪湘籍人士敢闯敢拼的文化自信，值得一读
在上海发展的湖南人中，大批的文学艺术人员，算得上是个重要群体。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群体在为繁荣和发展上海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电影、戏剧等方面，在丰富海派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方面，都付出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取得过非常多的成功与成就，为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追踪下来，就连“海派”这个概念也跟他们有着密切关联。“海派”这个概念不一定是由湖南文人首先提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湖南文人的大力推动下，才让这一概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让海派这一概念深入人心的这个人可不简单，他出生在湘西凤凰，名叫沈从文。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俄、日、朝等多种文字，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他不仅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历时15年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空白。
1929年，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爱上了夺得全校女子全能第一名的18岁女生张兆和，猛追三年之后，终于在校长胡适的成全之下走进婚姻殿堂，一时传为文坛佳话。1933～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激烈论争，这场争论的发起人就是沈从文，历时一年多，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作家纷纷发表文章，参与其中，虽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但“海派”一词却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目中。当年沈从文给海派文学所下定义已经不再重要，海派文化现在已经成为上海一张闪亮的名片，而其中也有不少湖南人的贡献。
（一）作家群体名震四方
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的湖南著名作家有一大群，如田汉、欧阳予倩、周扬、丁玲、张天翼、叶紫、蒋牧良、成仿吾、平江不肖生等。其中的田汉和周扬，还是被鲁迅称之为“四条汉子”（文委书记阳翰笙，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剧联党团书记田汉，电影小组负责人夏衍）中人。
1、三大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中的两位湖南人
先说说田汉吧，本名田寿昌，出生于湖南长沙一户贫农家庭。他是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集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于一身。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
田汉小时候家里穷，是舅舅资助他读书。1916年舅舅让他与表妹易漱瑜东渡日本留学，他与表妹青梅竹马，后结为夫妻。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1月，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创办文艺刊物《南国半月刊》，“南国”的名称从此流传下来。1926年，田汉与唐槐秋（湖南湘乡人）、唐琳、顾梦鹤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从事电影制作，摄制了影片《到民间去》；1927年初摄制《断笛余音》，同时开始演出话剧。1927年秋，到上海艺术大学任文学科主任、校长，创作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还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设文学、戏剧、绘画三科。1927年冬，南国电影剧社改组为南国社，从事文学、电影、音乐、戏剧、美术、出版等文艺活动。1929年5月1日，《南国月刊》创刊，田汉任主编。1928年12月15日，南国社做第一次公演，演出的剧目有《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受到了上海舆论界的一致赞扬。
不管是用南国命名的刊物还是机构团体，都为广大的文艺爱好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优良平台和一显身手的大好舞台。可以说，是田汉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优秀人才。如唐槐秋、陈凝秋、陈白尘、赵铭彝、金焰、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
与此同时，他也创造壮大了自我。他一生勤奋创作话剧63部、戏曲27部、歌剧2部、电影12部，歌词、诗作2000多首，文章700多篇，共计1000多万字。夏衍说他是现代的关汉卿，曹禺说田汉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
1968年，田汉在“文革”中不幸被迫害死于狱中。1979年4月平反，在北京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欧阳予倩也是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湖南浏阳人。1889年，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其祖父是晚晴著名学者欧阳中鹄。欧阳予倩15岁东渡日本求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出演《黑奴吁天录》。他先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欧阳予倩才华横溢，是一位艺术多面手，在京剧、话剧、电影、舞蹈等方面均有建树。
1911年，欧阳予倩从日本回到上海。他刻苦钻研京剧，学唱旦角。1917年，梅兰芳在北京上演《黛玉葬花》，欧阳予倩在上海上演《黛玉葬花》，为梅兰芳、欧阳予倩配戏饰演宝玉的分别是姜妙香、周信芳，均为京剧界翘楚。梅兰芳先生说：“旁人看了，还以为我们在比赛呢。”他俩一南一北，于是就有了“南欧北梅”之说。
1918年9月，欧阳予倩应张謇之邀，赴南通筹组“伶工学社”，建立“更俗剧场”，开始从事戏剧教育。一时间，南北名角云集，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等都曾到南通献艺。自1920年1月，梅兰芳到南通演出10天，并与欧阳予倩联合演出，盛况空前。张謇为此在更俗剧场前台特辟一小厅，命名为“梅欧阁”，以纪念梅欧两人的共同演出。阁旁联曰：“南派北派汇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
1912年，欧阳予倩应邀到上海参加“新剧同志会”。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组织“民众戏剧社”。5月31日，出版社刊《戏剧》杂志。1925年，当时已在京剧、话剧界享有盛名的欧阳予倩，经电影导演卜万苍的推荐，加入刚成立的民新影片公司。1926年，编写电影剧本《玉洁冰清》，从此步入影坛，正式开始电影工作。8月，被民新影片公司聘为导演。同年，自编自导个人首部电影《三年以后》。由他编导或创作的影片共有13部，多数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
1928年1月，他与田汉在上海永嘉路371号，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学院分电影、话剧和绘画三个学科，田汉、欧阳予倩和徐悲鸿分别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的文学、戏剧和美术系主任。洪深、郁达夫、周信芳等大家常来上课，陈白尘、郑君里、金焰、吴作人、张曙等都是南国时代学生中的精英人物。
1936年，发起成立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与郭沫若、田汉、夏衍、周信芳等组成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同时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被选为理事。11月，组织中华京剧团。
欧阳予倩一生编写、导演、演出剧目150多个，撰写文章400余篇，诗词100余首，在艺术理论和舞蹈理论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是中外公认的多领域艺术家，中国最早创办戏剧教育、从事艺术研究和教学的理论家、教育家，中国舞蹈事业的开拓者。他是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62 年9 月21 日，欧阳予倩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
益阳“三周一叶”留痕上海
所谓“三周一叶”特指湖南益阳周谷城、周扬、周立波和叶紫这四大著名文人。
周谷城：凭一人之力，写出《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第一人。
1898年生于湖南益阳长湖口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周学理，母亲连氏，都是农民，一字不识。周谷城很小时，父亲病逝，可外祖父是秀才，母亲懂得读书育人的道理，将7岁的儿子送入周氏族立小学读了8年书。
1913年，周谷城考入长沙省立一中时，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年有名的老师都在几所学校交叉任教。国文老师袁吉六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当年在师范教书的时候，古文最为出色的无疑是毛泽东，而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则是周谷城。
1921年，周谷城在北京高师还未毕业，便回到长沙，在第一师范教英语和论理课。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一见之后，引为知己。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毛泽东邀请周谷城到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教心理学。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1924年，周谷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生活系统》一书。
毛主席与周谷城握手
周谷城受毛泽东的影响很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参加了大革命运动，担任湖南省农协会顾问兼农民运动讲习师。周谷城对农村进行考察后，发表了《论租谷》《农村社会新论》等文章。周谷城后来在《自传》中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我逃到上海，湖南反动当局以此文及租谷论等为依据要捉拿我。”他逃到上海后，以卖文和翻译作为谋生手段。发表过多篇讨论中国农村和改造中国教育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中国教育小史》等。并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等。1927～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和中国公学任教。
193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在上海创办《正理报》周刊，著文批判买办哲学，他还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成为上海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1932年～1942年，周谷城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开始以历史学为专业，主讲“中国通史”课。1939年他出版《中国通史》。1942年春，周谷城在重庆受聘于国立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1945年春任系主任。1946年，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发起组织了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上海解放后，周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教务长，受郭沫若、翦伯赞（湖南桃源人）等人委托，创办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
周谷城不离历史系讲台，培养了大批史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80多岁高龄仍然讲授世界史，撰写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等有影响的专论。1984年，他主持创办《中国文化研究集丛》，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1986 年，担任《世界文化史丛书》主编。1988年，主持编纂出版大型学术丛书《民国丛书》。他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政治史》等重要著作。他自己说：我“曾以一人之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和《世界通史》三册，成为当代史学家中仅有的两部通史一个人写的先例。这两部书，自成体系，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后来“两史”均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1921年，周谷城与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相识，以后深交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每逢毛主席到上海，周谷城到北京，两人必相见畅谈。1956年，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引发轩然大波，批评的声音像火箭一般冲来，周谷城成为众矢之的。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周谷城先后发表20多篇辩论文章，并于1959年将文章汇编成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出版。
1965年，毛泽东邀周谷城在上海西郊宾馆见面，一起聊哲学、聊诗词。谈起李商隐，周谷城随口吟道：“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最后两句周谷城记不起来了，毛泽东便笑着接了上去：“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可见两人的记忆力都非常强，难怪他俩总是谈得来，有时一谈就是半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周谷城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随后赋《哀悼毛主席逝世》一首：“阴沉一霎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抢地吁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五洲魑魅焰仍在，百国工农志不挠。且化悲哀为力量，继承遗志夺高标。”
1949年，周谷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第一任执行主席，上海市史学会会长，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八、九届中央副主席、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名誉主席。他为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病逝于上海，享年98岁。
周扬：被称之为中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1908年2月，出生于湖南益阳县新市渡的一个名门望族，据说是三国时期吴国周瑜的后代。2岁丧父，儿时就与众不同，10多岁时竟敢砸碎周家神龛和菩萨，被族人视为大不孝，启蒙老师则认为他“非池中物”，力荐他去县城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不久考入长沙湘雅中学，1926年考入上海民国大学，次年转入上海大夏大学，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找革命真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面对血雨腥风，他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毫无畏惧地竟然于第二个月在上海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夏，周扬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踏上去日本寻找党组织的旅程。他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并与日本左翼文化人士有过来往。因在留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曾一度被日本警察关进监狱，后被人保释出狱。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先是在左翼剧联，后到左翼文联工作。
1931年至1932年，周扬先后发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他与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一起，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严正立场，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并从理论上深刻揭露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虚伪性。1932年，周扬重新入党，并接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在左联组织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周扬发表了《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充分体现了他的办刊宗旨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及文学观。他还写了不少旗帜鲜明的文艺评论。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职务。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和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为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及发展壮大左翼文化事业披荆斩棘，作出了突出贡献。
“左联”时期，正是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高潮时期。周扬所领导的“左联”工作非常艰难，他被国民党特务监视，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生活也非常拮据。他的夫人苏灵扬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周扬却有句口头禅：“不要紧，总有办法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找钱’。”1936年元旦，周扬和苏灵扬的女儿即将出世，周扬不得不到处借钱才能送苏灵扬去医院，最后好不容易找到郑振铎，才借了20元钱，才让妻子到医院生产。
1936年，周扬等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人，主张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散“左联”，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主流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再一次给不同阶层的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前进的目标。
1937年上海“八 一三”事件以后，周扬奉调去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务。
有人评价周扬是：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宿将，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50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6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称他为中国文艺界的首领和文艺政策的主要设计师。
1989年7月，周扬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
周立波，本名周绍仪，字凤翔，出生于益阳县邓石桥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1927年“马日事变”后，为避国民党反动派加害，于1928年3月来到上海。1929年秋，考取上海江湾劳动大学。
1930年2月，参加上海大示威筹备会；3月，参加法租界大示威；4月底，因屡次参加革命活动，引起校方注意和恼怒，终以“品行不良”罪名被开除；5月初，从上海回到了益阳家乡；9月，再次返回上海，后与周扬合译苏联小说《苏联大学生私生活》，同时翻译苏联卢卡契论小说的论文，以周绍仪原名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劳大同学夏伟介绍，前往神州国光比当校对员。因多次参与示威游行罢工活动，以“煽动工潮”罪，曾被伪法院判刑两年半，1934年7月，交保获释，9月回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每周文学》编辑。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遵照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与第二批文艺工作者一起撤出上海。
周立波作为中国现代作家、编译家，著述颇丰，与赵树理并称“南周北赵”。是一位跨时代的作家，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曾获得“东北地区优秀作品”奖和“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山乡巨变》获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奖。他是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
1979年9月，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1岁。
叶紫，本名余昭明，生于益阳县天成垸的一个农民家庭。叔叔余璜是县农民协会会长，父亲余达民是县农协秘书长。1927年5月“马日事变”，叶紫的5位亲人被反对派杀害，他本人也遭到反动派的追捕。10月，在母亲的劝说下，叶紫离开益阳。1930年初，流浪到上海。4月，叶紫经家乡启蒙老师卜息园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春，叶紫与陈企霞相继创办《无名文艺》旬刊和月刊。6月在《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上，第一次以叶紫笔名发表短篇小说《丰收》，引起文坛瞩目。同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左联”的一些秘密活动，经常与湖南老乡周扬、张天翼、周立波以及其他一些青年作家秘密接触。
1934年，叶紫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助理编辑，开始与鲁迅相识交往，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1935年1月，叶紫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丰收》出版。鲁迅不仅亲自为《丰收》作序，而且拿出五块大洋交给叶紫，请人给《丰收》设计封面和制作木刻插图。
叶紫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幸染上肺病。但他在病中还是劳作不息，写作出版了中篇小说《星》及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紫因贫病交困，离开上海。返回家乡益阳后，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于1939年10月5日，在一处狭小的茅屋里不治而终，年仅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