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上海常德商会在《上海德商》公众号上连载了多篇《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史作品。该作品是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陈希奇先生收集整理的一批湖南人在上海做出的贡献。对我们研究湖南人在上海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网将分期转载。
陈希奇先生是湖南常德人，现为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曾于本世纪初来到上海，参与热风企业管理工作。喜爱文史，曾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湖南人口报》《湖南档案》等报刊上发表文章。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参与了《汉寿县志》、《常德市志》、《常德历史上的今天》、《汉寿县档案馆指南》等史志的编写工作，有深厚的文字和史志功底。所著《汉寿县人口志》在湖南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获二等奖；《汉寿县志·人口》被评列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交流“十佳”第一；负责补充修改的《汉寿县志·血防》获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一等奖。特别是他专注于对源远流长的湘人、湘军、湘政、湘商的考证纪载，用心用情记录了湖南人建功上海的智慧与贡献，所写的《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章内容厚重，意义深远，弘扬了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振了在沪湘籍人士敢闯敢拼的文化自信，值得一读
（七）胸怀救国大志，荟聚上海建党（3）何叔衡、周佛海
何叔衡：不当县衙官吏但愿为革命牺牲
何叔衡，187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902年，考中秀才，县衙知道后有意让他掌管钱粮，但是他看不惯衙门的黑暗腐朽，拒绝了这个“肥差”，甘愿在家种田、教私塾。1913年，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结识了20岁的毛泽东，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1918年4月，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3月，参加“驱张运动”。1920年夏，他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提倡赴俄勤工俭学，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及赴俄留学。
1920年冬，何叔衡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与毛泽东一起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10月，何叔衡参与组建中共湖南支部，任支部委员。1922年，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湖南大力发展党员和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叔衡前往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对内专门印刷党的文件和刊物，对外公开营业，承印商标簿记等。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何叔衡不会讲上海话，有一次在街头进行宣传鼓动时，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捕。被押到警察局审讯时，审讯官反复端详何叔衡，觉得像个“土学究”，迂腐气息很重，不像办事热忱的青年革命者。于是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何叔衡故意摇头晃脑，以抑扬顿挫的湖南话回道：“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接着，何叔衡还没完没了地讲起孔夫子的《论语》来，话未说完，审讯官惊堂木啪的一声，喝道：“快滚！”何叔衡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随后，审讯官一个个拷问后面的人，才得知刚刚放走的竟是价值万元赏金的中共元老何叔衡，赶紧派人去追，却已不见踪影。
1928年6月，何叔衡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7月，从苏联学习回到上海后，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主要负责人，组织营救被捕同志，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转往苏区。他的两个女儿和女婿先后被捕，女婿夏尺冰系中共湖南省宁乡县委书记，虽经组织营救，仍被惨杀在长沙街头。何叔衡得知女婿牺牲的消息后，虽然十分悲痛，但还是教育女儿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
1931年11月，何叔衡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何叔衡每天随身带着“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记事簿，起早贪黑，走村串户，亲自调查核实苏维埃机关、企业和合作社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态度等情况。在何叔衡的带领下，工农检察部查获并严肃处理了很多腐败贪污案件，如严惩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等，在苏区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使苏区人民看到苏维埃政府是“真正的廉洁政府”。他铁腕肃贪除恶，将滥用职权贪腐、欺压群众的原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依法逮捕，经公审后予以枪决，赢得苏区“何青天”美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拂晓，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被敌人发现、包围。经过连续四天的昼伏夜行，花甲之年的何叔衡已经筋疲力尽，何叔衡不愿拖累同志们，叫邓子恢等同志不要管他赶紧突围，他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兑现了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彰显了宁折不屈、死而后已的英雄本色，时年59岁。在他牺牲46年后的1981年，萧三在《工人日报》发表：“矍铄老翁何叔衡，建党初期立殊勋。做事不辞牛荷重，感情一堆烈火腾。平日能谋更善断，赤胆忠心无与伦。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青”的诗作，以纪念他的知己。2009年9月，何叔衡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周佛海：从早期党员到大汉奸
周佛海，1897年出生于湖南沅陵县的一个偏远的山村。父亲周奎久曾是曾国藩的幕僚，家庭条件优越，可惜周奎久在赴广东任职途中病逝，给周家带来很大打击。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周佛海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去日本留学的机会。1917年初夏，周佛海从上海东渡日本，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勤工俭学，接着又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成为官费留学生。进入东京一高后，周佛海开始接触、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并在上海《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在这一时期，周佛海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0年暑假，周佛海想回老家看看，恰遇湖南“驱张”运动，路途不便，索性不回去了，在上海拜访《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由于在《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陈独秀发现周佛海信仰共产主义，便通过张东荪约见了周佛海，周佛顺势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在上海期间，周佛海还经常去李达家里聊天。有一次，周佛海在李达家中遇到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扬卓茂的女儿杨淑慧，杨淑慧知道周佛海在《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不由得心生喜爱，在李达妻子王会悟的撮合下，两人彼此产生好感。
暑假结束后，周佛海返回日本一边学习，一边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周佛海在日本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海外一大代表，并选为副总书记。中共一大结束后，陈独秀仍在广州，周佛海便留在上海“代理总书记”两个月。陈独秀回来后，周佛海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后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
周佛海返回上海不久，一位记者在《上海时事新报》爆料，说有一个自称社会主义信徒的湖南青年已经在农村结过婚，还有孩子，可是现在又和某人谈恋爱，看来是又要做新郎了。大家都猜到这个人就是周佛海，他未向朋友们透露过在老家沅陵还有妻室儿女。杨淑慧听到后非常吃惊，她父亲为了断绝她和周佛海的关系，把她关了起来，可她竟然撬开窗户去找周佛海，周佛海给自己的发妻写了一纸休书，与中共组织连招呼也没打，就和杨淑慧去日本私奔了。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1924年，周佛海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回国，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并兼职广东大学教授，月薪高达大洋440多元，按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周佛海每月应交纳党费70多元。周佛海夫妇均感到太可惜，妻子杨淑慧也鼓动他脱党。于是，周佛海多次给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周恩来虽然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拒绝。9月，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成为国民党右派中的干将，曾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三青团中央团部干事兼训练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和汪精卫两人一拍即合，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暗中和日本人勾结，策划叛国投敌。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周佛海是主要组织者，握有实权，任伪财政部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秘密投靠蒋介石，他派人潜往重庆，为特务头子戴笠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1943年春，周佛海在上海买下了朱尔典路的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167 平方米的西班牙式独立花园住宅（今湖南路262号）。该建筑原是英商锦隆洋行大股东于1931年修建，原名锦隆别墅。周佛海一家在此住了3年，他将锦隆别墅改名为湖南别墅，将门前的朱尔典路改名为湖南路，在上海留下了永久的湖南痕迹。汪精卫、胡兰与张爱玲夫妇曾是该别墅的常客。上海解放后，邓小平、陈毅两家都曾居住在这里，邓家住二楼，陈家住一楼。1954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也住在这里，且一住就是30年，直到1984年病故。加上该别墅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使湖南别墅颇具名气，成为不少游客，特别是湖南游客的打卡地。现虽为瑞金宾馆分馆，但“湖南别墅”字样犹存。
1945年1月至9月，周佛海担任上海市市长、市保安司令。8月，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利用周佛海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和手下掌握有伪税警团以及警察等武装力量约两万人的权力，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阻止共产党的新四军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
抗日胜利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和蒋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并于1946年11月7日被判处死刑。其妻杨淑慧不惜重金，多方营救，倾尽家财，且态度强硬，在外放出风声：“如老蒋出尔反尔，执意要判佛海死刑，我就叫他声名狼藉！”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等人纷纷出面说情，蒋介石也对杨淑慧当面承诺：“ 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 我一定放他出来”。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签署《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周佛海闻讯后，在狱中吟诗庆贺：“已分今生成隔世，竞于绝路转通道。”只可惜他没有想到命由天注定，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年51岁。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荟聚到上海的湖南进步青年不知道有多少？除了以上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7个人和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4个人外，仅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湖南青年就有很多。外国语学社是由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仅在这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湖南青年就有：李启汉、李中、罗亦农、袁达实、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彭述之、许之桢、陈为人、卜士奇等。其中一批先进分子还被选送到俄国留学，如：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李启汉等。这些湖南青年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上海、对中国做去过不可估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