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上海常德商会在《上海德商》公众号上连载了多篇《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史作品。该作品是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陈希奇先生收集整理的一批湖南人在上海做出的贡献。对我们研究湖南人在上海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网将分期转载。
陈希奇先生是湖南常德人，现为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曾于本世纪初来到上海，参与热风企业管理工作。喜爱文史，曾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湖南人口报》《湖南档案》等报刊上发表文章。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参与了《汉寿县志》、《常德市志》、《常德历史上的今天》、《汉寿县档案馆指南》等史志的编写工作，有深厚的文字和史志功底。所著《汉寿县人口志》在湖南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获二等奖；《汉寿县志·人口》被评列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交流“十佳”第一；负责补充修改的《汉寿县志·血防》获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一等奖。特别是他专注于对源远流长的湘人、湘军、湘政、湘商的考证纪载，用心用情记录了湖南人建功上海的智慧与贡献，所写的《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章内容厚重，意义深远，弘扬了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振了在沪湘籍人士敢闯敢拼的文化自信，值得一读
(五）胸怀救国大志，荟聚上海建党1
李达、陈公培、李启汉、李季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天生胸怀救国大志，是中国近代最有生气、最富朝气、最具霸气的炎黄子孙之群体。特别是湖南的进步知识青年，以胸怀天下为己任。“无湘不成军”一度成为中国军事力量的代名词，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的许多领导人都出自湖南，“一座岳麓山，半部辛亥史”便是写照。
“春江水暖鸭先知”，史无前例的五四运动，对湖南青年更是产生深刻影响，让湖南青年纷纷觉醒，救国大志得到空前的提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湖南青年似乎是最早最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积极付诸革命实践的一批人。在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法国、日本都能见到湖南进步青年的身影，他们冒险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翻译出版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或撰写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或组织工人运动，开展革命活动；或举办各种培训班、培训学校，创建进步团体，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共“一大”召开时，国内外共有早期共产主义小组8个，其中6个小组中有湖南人；全国共有58名早期党员，其中湖南籍18人，占31.03%；在18人中，先后参与上海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建设或加入上海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湖南人就有7位，他们是：李达、陈公培、李启汉、李季、李中、周佛海、林伯渠；出席“一大”的13名代表中湖南人有4位，他们是：李达、毛泽东、何叔衡、周佛海。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湖南进步青年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集人
李达，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是上海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集人，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达兄弟5人，作为农村一个普通佃农家庭，只有他得到读书机会。1909年，李达抱着“教育救国”的宏伟志向，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3年，李达又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梦想。他沉痛地感到：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的。
正当李达为救国无路而陷入极大的迷茫和苦恼之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感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此后，他刻苦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迅速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1920年春天，李达抱着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明确目的，从日本回到上海，与陈独秀初次见面，就形成了组织共产党和进行社会革命的一致意见。陈独秀力邀李达做共产党的发起人，李达欣然同意。同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8人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出版秘密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凭借丰富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和编辑经验，李达担任主编。《共产党》月刊编辑部一直设在李达的寓所，在经费困难时，李达要独自一人负责从撰稿、编辑、印刷到发行的全部工作。《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树立起了“共产党”的大旗，月刊共出版6期，发行5000多份。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都把它列为必读资料，毛泽东用“旗帜鲜明”给予高度赞扬。它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知识，坚持革命方向，对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的建党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年底，陈独秀离沪赴穗，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2月，由李达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主持全面工作。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取得联系，建议尽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达便担负起党的“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集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6地的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筹备中，李达将会场安排、代表住处交给了妻子王会悟去办理。她和李达商量，建议会议在李汉俊住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她认为在公馆二楼开会比较安全，征得李达同意后，她亲自去找李汉俊商量，李汉俊同意王会悟的建议。
会场确定后，王会悟认为要找一处离会场较近的地方作为代表住宿处。她想到了蒲石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一是校董事长是徐宗汉是熟人，二是距离会场只有200米左右。联系住宿的名义是有几位教师要来上海，准备住些日子。当时正值放暑假，房子空着，校方同意后，王会悟便安排好住宿用品。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会议正式召开。王会悟将出席会议的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以及翻译杨明斋3人护送到会场后，便退出会议室，到楼下搬一张椅子，拿一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实为警卫）。会上，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介绍了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并和张国焘、董必武共同起草了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
7月30日晚上8时，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开始不久，有个陌生的男子突然闯入，王会悟问他找谁，此人随即虚构了个人名，然后说“弄错了”就匆匆离去。王会悟立即报告，马林非常警觉地说，此人可疑，建议立刻停止会议，所有代表分头离开。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聚集在李达家里，商讨转移会议地址，大家听取王会悟的建议和安排，7月31日，代表们悄悄转移至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决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由陈独秀任书记，李达被选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
1921年9月1日，李达组织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就设在李达在上海的寓所。为避免敌人的搜查与破坏，凡出版的书刊都故意印上广州昌兴新街26号“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出版社主要印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李达有时甚至要一个人承担书籍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等工作。
1922年2月，李达还在上海创办了中共第一所女子学校——贫民女校，李达任校务主任（校长），妻子王会悟协助处理学校行政事务。学校规模不大，分初级、高级两个班，只有学生30人。学校半工半读，设有缝纫、织袜、编织3个组。学生还到街头散发革命传单、组织各种募捐活动。学校虽然只存活了一年，却培养出了像丁玲这样的著名作家，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225号李达的家中召开。王会悟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李心田在门口放哨。继中共一大之后，李达将会议安排在自己家中召开，王会悟又为中共二大做警卫工作。李达夫妇又一次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3年，李达因与陈独秀在“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主张不同而激烈争论，陈独秀威胁：“违反党的主张要开除！”李达受此强烈刺激，针锋相对：“开除就开除！我也不把你这个草莽英雄作领袖！”是年秋，李达正式离开党组织。但是，李达脱党不叛党，离党不离道。仍然矢志不渝地为党工作。1948年，李达受党的委托，冒着极大的危险协助湖南地下党动员程潜、陈明仁将军起义。1949年，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毛泽东通过“地下交通”带信给李达：“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5月14日，李达到达北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的会见和欢迎。1949年12月，由毛泽东、李维汉等作为历史证明人，刘少奇作介绍人，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会会长，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李达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名家大师，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探索和综合创新。著有《现代社会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其中《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十遍。1966年8月24日逝世，享年76岁。
陈公培：共产党上海发起组5名成员之一
陈公培，1901年生于长沙县安沙镇宋家桥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村东的一棵大香樟树生长了300多年，陈家大院的外墙长约3000米，足见其家族的显赫和源远流长。父亲陈其殷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派，在湖南时务学堂与蔡锷同学，曾与蔡锷东渡日本，参加过华兴会，出任过云南军都督府援蜀巡按副使，北洋政府工商部参事。母亲沈明范亦为湘中女杰，1911年辛亥革命，她独自前往武汉创办赤十字会，参加革命军救护工作。1912年4月，沈明范在南京与唐群英等人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沈明范就职财务部。
陈公培从小受到父母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立志改造不平等的社会。1919年6月，受“五四”新思潮影响，陈公培赴北京，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影响，曾宣布脱离家庭，不要姓名，以“无名氏”的谐音“吴名世”为名，又名吴明、无名。当年秋，他进入法文专修馆学习。12月，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与何孟雄、俞秀松、施存统等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
1920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解散。为了留法勤工俭学，陈公培很快到达上海，与先期抵达的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取得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的维经斯基等人也正好来上海会见陈独秀。陈公培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积极参与上海工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酝酿成立活动。五六月间，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与奴才作奴才的奴才》《我们应当做什么工》《欲望与道德》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星期评论社、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多次举行座谈，与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问题。陈公培在不断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实践活动，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6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在环龙路老渔阳里（后改称铭德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起草了党的纲领，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陈公培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共同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纲领的人员之一。
同年7月，陈公培赴法国勤工俭学。11月又回到上海，在青年团临时中央工作。1921年春，再赴法国，与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等5人组成巴黎共产主义小组。9月，因参加蔡和森等领导的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捕，10月中旬，与蔡和森、李立三、张昆弟等104人被押送回国；同年底赴海南，任《琼岛日报》总编辑和第六师范学校教员，建立海南党组织，创建琼海师范学校并任校长。
1924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发起组织火星社。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潮汕失败后到上海，不久脱离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担任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谈判代表，同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陈公培被任命为兴泉省副省长，后赴香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公培奔走沪湘赣粤桂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公培就职上海中华自然科学社，安家于上海威海卫路。1948年底到香港，经潘汉年安排，于次年到达北平，参加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阶段，陈公培参与了上海早期党组织、旅法早期党组织、海南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脱党后依然奋斗不懈，是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贡献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68年3月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
李启汉：中国共产党的工人运动先锋
李启汉，又名李森，1898年生于湖南江华码市镇李家村的一个贫穷家庭。在长沙上高中时结识了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在其影响下开始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并参加了新民学会。受“五四”运动影响，李启汉参加长沙爱国学生运动。1919年12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请愿团，前往北京请愿。1920年春，受毛泽东指派，李启汉到上海参加驱张斗争。5月，经邓中夏推荐，到上海华俄通讯社工作，住在渔阳里6号。在这里他结识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陈独秀、李达等人，受他们的影响，李启汉的思想得到升华。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渔阳里2号成立。陈独秀委派俞秀松、李启汉等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俩住在渔阳里6号楼上厢房的亭子间里，为青年团的创建出谋划策，是青年团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有段时间，俞秀松返回杭州，李启汉代理青年团书记工作。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创办“外国语学社”，李启汉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不久即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成为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不久，他便负责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创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同年10月19日，发起成立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的机构中国工人联合会（又称中华劳动联合会）。随后，他又在安远路锦绣里筹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后改称 “上海工人游艺会”，以游艺的形式吸引更多的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在工人中进行马列主义宣传，传播革命真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工会，与剥削者进行斗争。不久，他帮助工人建立了沪西纺织工会。
1921年7月下旬，浦东陆家嘴英美烟厂监工要克扣工人工资，工人群情激愤，找监工理论，监工不但不加解释，相反对工人进行殴辱。工人决定罢工，新、老两厂8000余工人像潮水般冲出厂门，进行大罢工。党组织决定派李启汉对工人进行组织和指导，他第一时间来到刘公庙，了解工人的罢工要求和生活情况。他风趣地对大家说：“我是来帮助大家讨债的。”李启汉帮助工人推选出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刘凤臣、刘荣才等十多人为代表，组织代表会议。他帮助工人代表起草《罢工宣言》和传单，讨论和洋人谈判的条件。至8月10日，李启汉领导的历时三周的大罢工，以厂方满足工人们的条件，在鞭炮声中胜利结束，并成立上海烟草工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次罢工斗争，李启汉因此也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开拓者。1921年8月，李启汉参与创办上海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培养工人运动骨干。8月11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李启汉担任干事，负责编辑机关刊物 《劳动周刊》。他在《劳动周刊》发表了《工人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请看谁打仗》等文章，呼吁工人团结奋斗，一致对敌。强调工人阶级只有 “结合产业的团体，联合相近的同业工友团体，进而联络全国、全世界的同业工友的团体”，“才能打胜仗，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幸福和解放”。1922年1月，李启汉参与发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3月中旬，帮助浦东日华纱厂工人成立浦东纺织工会。支持上海邮局的罢工斗争，与罢工工人一起起草、散发工会章程和罢工传单。罢工取得一定胜利后，成立上海邮务友谊会。6月，租界巡捕房将李启汉逮捕，判刑3个月。刑满交中方军阀，关进龙华军事监狱。监狱给李启汉戴上铁制脚镣手铐，妄图用牢狱、镣铐、严刑拷打来消磨李启汉的战斗意志，动摇他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经多方营救，至1924年10月出狱。1925年1月，李启汉出席党的“四大”后，改名李森，立即奔赴湖南锡矿山、水口山等地，继续从事工人运动。4月前往广州，5月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工作，会上，李启汉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同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6月19日，20多万工人参加的省港大罢爆发，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等成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时，任罢工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党团副书记、干事局局长和财政委员会委员。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罢工“不是如从前仅为香港与广州工友自身之经济利益的斗争，乃为中华民族之独立解放而奋斗之政治的斗争”。1927年2月，全总北迁武汉，李启汉留在广州，接替邓中夏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4月15日，广州军阀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李启汉被捕，不久，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29岁。李启汉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先驱，是第一个为中国工人运动坐牢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个创办中国工人劳动补习学校的启蒙者，第一个领导中国工人罢工的领导者，也是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
李季：因翻译《社会主义史》而成为早期党员
李季，189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伍市镇。191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科，同学们钦佩地称他“活字典”。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时，已是不折不扣的英语人才，李季被胡适安排留校任预科补习班的英文教员，由于口语不够标准流利，招致学生反对，被迫辞职。倔强的李季，仿佛感到被命运作弄了一下。转而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确定我的趋向”，一头钻进了社会学研究。为了“从历史下手”，弄清楚社会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李季开始着手翻译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他以“生活就是作工，作工就是奋斗”之语自励，在胡适、张申府的支持下，开始着手翻译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经过两轮修改，即送北大校长蔡元培审阅，蔡校长为之一振，欣然作序，译文刊载在1920年8月21日《晨报》上。随后，在张申府老师安排下，李季与沈雁冰（即茅盾）、黄兼生（即黄凌霜）三人合译出版罗素的《到自由之路》。此书共210页，李季在一个月内译完100页，足显译笔渐臻成熟。之后，李季翻译了《工团主义》、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威尔《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原理》、列德莱《社会主义思潮及代的奴隶制》和里普奈西
陈独秀读了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等著作后，觉得李季很有才华，遂想拉李季参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李季欣喜应允，立即辞去山东枣庄煤矿英文秘书工作，前往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筹建工作。1920年6月，参加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成为13位发起人之一。8月，成为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协助陈独秀主办《共产党》月刊。同时，还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主要撰稿人。《社会主义史》不仅使陈独秀觉得李季很有才华，而且对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起着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得到阶级斗争启蒙的最重要的3本书之一，上海各学校还将这本书指定为国文读本。1921年初，《社会主义史》和《到自由之路》，被上海租界列为查抄书的前两名。足可见这两本书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和震撼力。不久，李季随陈独秀南下广东，先后被聘为第一中学校长、广东省视学等职。不久，辞职返乡，继续翻译。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李季忙于办理出国留学事务，1922年辗转进入法兰克福大学，1924年转入苏联东方大学。1925年归国任上海大学经济系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社会学教授。1928年定居上海，埋头笔耕，译有《通俗资本论》等。1933年出版《我的生平》，他从事译著40余年，出版600余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译有《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现代资本主义》等。著有《马克思传》《卡尔·马克思诗传》《燕妮·马克思诗传》等，把马克思生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为一体，颇具特色。1967年2月在上海去世，享年84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