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
编者按：最近上海常德商会在《上海德商》公众号上连载了多篇《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史作品。该作品是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陈希奇先生收集整理的一批湖南人在上海做出的贡献。对我们研究湖南人在上海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网将分期转载。
陈希奇先生是湖南常德人，现为常德市汉寿县档案局退休干部。曾于本世纪初来到上海，参与热风企业管理工作。喜爱文史，曾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湖南人口报》《湖南档案》等报刊上发表文章。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参与了《汉寿县志》、《常德市志》、《常德历史上的今天》、《汉寿县档案馆指南》等史志的编写工作，有深厚的文字和史志功底。所著《汉寿县人口志》在湖南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获二等奖；《汉寿县志·人口》被评列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交流“十佳”第一；负责补充修改的《汉寿县志·血防》获湖南省市县志优稿一等奖。特别是他专注于对源远流长的湘人、湘军、湘政、湘商的考证纪载，用心用情记录了湖南人建功上海的智慧与贡献，所写的《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文章内容厚重，意义深远，弘扬了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振了在沪湘籍人士敢闯敢拼的文化自信，值得一读
二、聚集上海办报，鼓吹民主革命
笔者：陈希奇
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三面环山，呈马蹄形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在交通不怎么发达的过去，相对比较封闭。但是，作为湖南人中的一些优秀个体则表现得非常开放。比如：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就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最早创建安庆军械所，筹建中国近代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织造局。左宗棠、刘坤一等湘军将领也很早就成为洋务运动的推动者。1872年，曾国藩联合李鸿章奏请朝廷向美国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往后若干年，湖南人通过湘、资、沅、澧四水，横渡洞庭，进入长江，东下上海，从上海东渡日本，远涉欧美，使湖南留学运动高潮迭起，留学人数在国内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年到1911年，仅留日学生就达2000人左右，在全国留日学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留学生从上海出去，回国后很多人都会滞留上海，加上内地一些学校的学生也会选择在上海寻求发展，其中湖南学生不在少数。因此，到上海发展的湖南人非常多，他们出于“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秉性，利用上海相对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兴办或主办了不少报刊。他们的目的好像与赚钱没有什么关系，为的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促进社会运动，鼓吹民主革命，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事迹虽然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仍然值得记述。
（一）
父女同办报 上海掀波涛父亲陈范，湖南衡山人，曾任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去官，1894年退居上海。1900年，陈范将创刊于1896年的《苏报》产权购入手中，此报多刊载社会新闻。1902年起，陈范逐渐倾向革命，1903年5月27日，聘请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22岁的章士钊到任后，对报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竖起反清反保皇大旗，一个多月内，先后发表《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等十多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章，推荐邹容写的《革命军》。《苏报》一时声誉鹊起，很受欢迎，而清廷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7日查封《苏报》，陈范带家人逃亡日本，章太炎、邹容等人被捕，酿成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陈范长女陈撷芬，1899年，她年仅16岁，在父亲的支持与帮助下主编《女报》，成为中国报界年龄最小的女报人，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报人之一。陈撷芬鼓吹女权，提倡平等、自由、独立的新闻，写了《妇人政党》《女子从军》《女子经商》等文章，报道内容多涉及好学、才女、男女平等等内容，翻译的著作也多是西方女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陈撷芬因此名重一时，被人看作是与父齐名的报界女杰。1903年《女报》改名《女学报》，《苏报》被查封后，陈撷芬与父亲同赴日本，仍然在东京恢复《女学报》，向清政府宣战。陈撷芬在日本结识秋瑾，加入了反清会党三合会，参与留日女学生组织共爱会。1904年与秋瑾改组共爱会，被推为会长。回上海后还担任过上海爱国女校的校长，是一位十分活跃的社会活动家。1907年，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时，主张要把该报作为《女学报》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来办。1912年3月，陈撷芬与汤国梨、吴芝瑛等各界妇女100多人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提出妇女参政要求，得到孙中山的赞赏与支持。只可惜英年早逝，时年40岁。
（二）
辗转报坛 社交广泛当年在上海办报的湖南人中，最著名者当数章士钊先生，就连孙中山名字的来历都与他有关，是他错译日文，误将孙文与笔名中山樵连成孙中山，孙文只好含笑默认，然后推而广之，这才有了孙中山这个世代传颂的伟大名称。章士钊，湖南长沙县人。除前文反复提到的他被特聘为《苏报》主笔，因大力参与和推动反清革命宣传，引发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外，章士钊还创办或主持过多种报刊。1903年8月7日，《苏报》被封刚好一个月，章士钊就与陈独秀、张继等人一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主要由章士钊和陈独秀主持。该报是继《苏报》后国内最重要的一份资产阶级革命报纸，攻击清廷不遗余力，被誉为“《苏报》第二”。《国民日日报》把反对君主专制，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作为自己的中心内容，对唤醒中国人的新国民意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做了积极的舆论准备。令人遗憾的是，该报年底即停刊关闭。
在主办《国民日日报》的同时，章士钊还创办了“东大陆图书译印局”。该局所印书籍都是宣扬反清革命思想的书籍，在新军和民众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为推动反清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12年2月，章士钊接受于右任邀请，担任《民立报》主编，8月，辞去《民立报》职务。1912年9月22日，他与王无生合办《独立周报》，在上海创刊，王主发行，章主编辑，逢星期日出版。他在《独立周报》连续发表《约法与统治权》《政府责任与议会解散权》等政论文章。1913年7月停刊，共出四十期。《独立周报》因坚持“不偏不倚”和“朴实说理”，在民国初年的思想界、言论界别树一帜，对当时一代进步青年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1923年，章士钊应聘担任《新闻报》主笔。次年，他再次离开上海。1945年11月至次年1月，他应蒋介石之命，担任过《申报》主笔。章士钊一生不但主编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7份报刊，而且让一些报刊旗帜鲜明，观点独特，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不得不承认他是个真正的报坛精英。章士钊不仅是个报坛精英，而且还是个传奇人物。他社交广泛，主持正义，仗义疏财，朋友遍地。“《苏报》案”他本是主犯，因办理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是他的老师，暗中帮助他，在逮捕者名单中没有列入他的名字，因而章士钊才得以幸免。1924年，段祺瑞上台，委任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第二年4月，再让章兼任教育总长。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章士钊四处奔走营救。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章士钊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1937年杜月笙派人迎接护送章士钊从香港赴重庆，国民政府任章士钊为参政员。1938年6月起，他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1949年为湖南和平解放专赴南京会见程潜，消除程“惩办战犯”的疑虑，向程转达毛泽东对和平寄予的期望。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香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岁。在京举行追悼会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到会行礼致哀。章士钊与毛泽东的友情更是长达半个多世纪。1919年两人在长沙相识，1920年，毛泽东和蔡和森在上海拜见章士钊，说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他帮忙，章立即答应，很快就将筹集到的两万银圆交给毛泽东。几十年后，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从此，毛泽东用稿费以还债为名，每年正月初二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二千元，作为家庭补助。送满十年后，章士钊不肯收了，毛泽东说，从今年开始还利息，只要行老健在，就这样还下去。1946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有一次与章士钊叙谈，章在纸上写了一个“走”字，并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劝毛泽东迅速离开重庆。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寿诞，除家人外，只邀请了四位湖南同乡老人作陪，其中就有章士钊。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章士钊也与毛泽东保持着书信联系，在毛泽东的保护下，未受太多冲击，并帮助章出版了《柳文指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