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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的精神领袖王船山

2020-04-11 12:1514410


2019年9月29日(夏历九月初一)是王夫之,世称王船山(1619——1692)诞生400年纪念日。王船山是湖湘文化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文化代表人物和天下主义代表人物,是中国近现代思想领袖。


昨天上午,湖南长沙举行王船山神像首次安神位仪式和举祭王船山仪式,上海也在闵行范泉书院设公祭分会场。

上海公祭王船山分会场,由湖南人在上海网、载原书院、范泉书院、达群文化等单位主办。拜祭仪式礼毕后,首届湘沪湖湘文化高峰论坛举行,王船山思想研究者欧阳君山、上海大学汉学家教授方守狮、九州书院院长谭耀华、载原书院院长廖庶达等作了主题分享。

今天,在即将迎来新中国70年华诞之际,让我们来领略中国近现代思想领袖船山先生的风采。

湖湘文化的创始人物

“王船山一生卓越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奇痛……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远过于汉族前日之所曾经验。”这是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杨昌济说的。他不仅对船山学说情有独钟,而且以他的人品和学识,熏陶和影响了进步青年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维汉等中国革命的栋梁级人物。

二十世纪之初的长沙,有个名闻遐迩的船山学社,经常结合时局举办船山学说讲座。尚在探求救国之路的毛泽东不仅自己去听,还常邀陈昌、肖三等同去听讲。船山学说无疑是他们最初的“革命教材”。

船山经世致用的学说和光复汉族江山的民族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以王船山等志士仁人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旗帜。他在表彰湘籍烈士时感慨地说:“此次义旗一呼,万方响应,实由民族学说灌输人心,已非朝夕,故铜山崩而洛钟应,光复大业,期月告成”。

以敢于当面责骂蒋介石而蒋介石也无可奈何的大学者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评介道:“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出现了“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其杰出代表魏源曾认真研读过船山部分著作,深受船山主张“变革”思想的影响,并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著名论点。

船山学说对洋务运动主要人物――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湖南湘阴人左宗棠,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曾国藩多次在日记中记载了研究心得;他在去世前二十天,还在翻阅《船山年谱》。

近现代湖南之所以英才辈出,均可追溯到王船山这个“精神领袖”,由此被成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

跨越两个朝代、六位帝王

湘西草堂面积不大,宛如湘西的普通民舍。船山建时,应为茅舍;现为砖瓦结构。一厅两室。走进客厅,最醒目的是船山巨幅画像及船山先生的自撰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上联稍好理解;下联却令人懵懂。参观时一忽略,再想讨教,已在千里之外。只好留待自己慢慢去悟!

王船山的人生足迹跨越了两个朝代,六位帝王。

他出生刚一年,万历皇帝就去世了。这个对他本应没有什么关系的神宗,竟然整整影响了他一生。这是因为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二十年不理朝政,导致努尔哈赤军队在萨尔浒战役中大获全胜,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由于有张居正十年改革的成果垫底,神宗的腐朽统治居然维持了四十八年,是明朝执政时间最长因而危害也最大的一个皇帝。《明史》一言以蔽之:“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紧接着,又是明朝最短命的泰昌皇帝。三十九岁的光宗继位才一个月,就因夜夜纵色,暴毙而亡。留下了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明代疑案。

仓促粉墨登场的熹宗朱由校,自小因受父亲争夺太子位的牵连,失去了出阁读书的机会。至十六岁被推上帝位时几乎是个文盲。但他恐怕也有着心灵手巧的天性,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木匠活并乐此不疲。因此便有了明朝历史上罕见的“木匠治国”。天启皇帝在位的七年,一脑袋扎进木头堆里,专心致志地制作亭台楼阁的模型,且制造出了非常机巧的水戏玩具,史称“巧匠不能及”。可国家的大权,却交给了一个同样目不识丁的宦官魏忠贤。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文化便只信任文盲的缘故吧。魏忠贤本是一个市井无赖,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只因欠了巨额赌债走投无路,这才阉割了生殖器进宫当了太监。鬼使神差地当上皇帝的“替身”之后,他运用地痞流氓的那一套来管理国家,无疑加速了明代的覆亡。若非熹宗偶尔划船遭遇狂风,船翻落水受惊成疾,不治身亡,也许明朝早就结束在“木匠”手里了。

思宗朱由校接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极想振兴朱家王朝。他既机智又愚蠢,既有胆略又刚愎自用,既有高招又屡出昏招。他的神来之笔,就是巧妙利索地割去了魏忠贤这颗毒瘤。而他最臭的败笔,就是中了后金皇太极的反间计,杀了镇守辽东的战将袁崇焕,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的悍将贺人龙,自毁长城。结果导致清军威逼边关,李自成攻陷京城,崇祯皇帝他自己也吊死在煤山上……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随着明朝换代,江山易主,王船山的入仕之梦无情地幻灭了。

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四岁接受启蒙教育,七岁读完儒家经典十三经,十四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崇祯十六年,他与同样才华出众的哥哥踌躇满志地赴京会试,满心指望能够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谁料京城正遭闯王与清军的双重夹击,形势紧张,会试已经改期,兄弟二人只得怅然回湘。

没过多久,崇祯自尽,闯王兵败。清军的铁蹄已踏平北京,挥戟南下。所到之处,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清军以极其残暴的方式统一中国。顺治三年,清军攻入扬州,下令“屠城十日,然后封刀”,被屠杀达八十万人。清军血洗嘉定、江阴,到处屠杀与掠夺。

“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船山的父亲、叔父、次兄,先后死于兵荒马乱。消息传来,激起船山的极大愤慨。得知湖广明军大举反攻,船山深受鼓舞,毅然联络志士,策划在南岳后山方广寺起义抗清,执干戈以卫社稷。

书生报国,往往比常人更有激情,可也因此会有比常人更多的悲哀。岳飞“壮怀激烈”,率军抗金,屡立战功,却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残害;陆游深以南宋偏安一隅、屈膝乞和为耻,念念不忘收复中原,却被主和派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多次罢职闲居。只能在临终前嘱咐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北伐,种种方略谋议,均遭冷遇。且年富力强就遭谗落职,赋闲二十年,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将满腔杀敌激情化作千古传诵的“豪放词”。文天祥组织义军阻止元军东下,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最终被元军所俘掳,拒绝投降,化为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朝廷败势已定,书生纵有一身武功满腹良策,也扭转不了颓败的大局。方广寺起义很快便以失败告终。船山遂转徙广东肇庆,投奔南朝,在永历政权任行人司行人。他多么希望南朝积蓄力量,东山再起,却目睹永历政权腐败横行。他三次上书,弹劾奸臣王化澄,几遭不测。全赖忠贞营统帅高必正营救,才逃过一劫。他从此流亡祁邵山野,四处漂泊。

家仇国恨,使他发誓不与清廷为伍。相传他每次外出,不论晴天还是下雨,他都手擎雨伞,足履木屐,表明自己“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

流浪生涯,使他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更深入地体察了民情。他深知刀枪之硬,终将化解于文化之柔。他决心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献身华夏文明的批判与继承,“以柔克刚”。他打定主意要归隐山间,研究学问,撰写论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几经转徙,直到四十二岁才定居石船山下,用茅草和土坯建起了湘西草堂。他将自己比作报国无门的三闾大夫屈原,撰写了沉郁顿挫的门联:沅水三闾国,湘西一草堂。同时他又自认“天降大任于斯人”,要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思想与活力,题写了自我激励的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船山后半辈子再没离开过故乡,他在这里著述三十余年,完成了《周易外传》、《读通鉴论》、《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宋论》、《恶梦》、《诗广传》等著作,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特别是在哲学方面,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张载的理论传统,对佛教神学和宋、明以来的程灏、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学派进行了总批判,他的理论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船山的视野开阔,课题更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史学、美学、文字学、音韵学、军事、天文学等诸多领域,堪称伏尔泰、狄德罗百科全书式学者和文化大师……

船山特别推崇北宋哲学家张载“气一元论的自然观”,肯定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建立了“太虚以实”、“虚实皆气”、“气者理之依”、“理在气中”、“体用胥有”的元气本体论。强调“天人之蕴,一气而已”,“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源,从而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彻底清算了理学唯心主义。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主体的认识作用叫做“所以知”,认识的客观对象叫做“所知”。船山认为主观认识是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的,建立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认识论,强调“所”的物质第一性和“能”的认识第二性;同时指出“事之来”与“必之往”是认识过程的两个侧面,必须发挥“心之往”的能动作用,从而比较全面科学地解决了主客观关系问题,登上朴素唯物主义的高峰。

船山将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既相反相成,又相互转化。提出了“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乾坤前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合二以一者即分一为二所固有”的矛盾学说。船山的矛盾统一观代表了朴素辩证法的最高思维成果。

船山认为事物的规律、准则只能依存于具体事物,事物发生变化,则其准则、规律也变化,同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应不断进行变革,反对因循守旧,提出了“尽器则道无不贯”的道器观。认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者。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也”,只有“趋时治道”,才能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从而对中国近代哲学运动和社会变革产生重大启蒙作用。

船山还意识到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提出“理欲合一”,认为“人欲之各样,即天理之大同”,建立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于民”的历史动力观。在区别“公欲”与“私欲”的基础上,提出一套“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公天下”和“有其力者治其地”的均天下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早期启蒙者的人文主义思想曙光……

船山“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矣即安者在矣;取古普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以忧患民族兴衰的意识,以体察民生哀乐的情怀,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批判总结,对历代尤其是明朝的兴衰进行深刻的反思,撰写了一部部富有真知灼见的理论书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

这是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海内外研究方兴未艾……

本文综合自:王洪江《先哲纵览》、湖南人在上海网站等,图片:湖南人在上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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