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湖南青年勇立五四潮头 作者：王文珍
一百年前，新青年高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旗帜，迎风飘展;一百年前，民主科学的新思潮汇聚成滔滔巨流，推开了洞庭湖尘封已久的闸门。1919年，一群心怀忧患、担当奋斗的湖南青年“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勇立五四运动的潮头，吹响了“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的战斗号角。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推动了中华民族自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伟大觉醒，一步一个脚印迈向1921年的伟大开端。
湖湘文化孕育湖南青年伟大的觉醒
常怀忧患之思，常存进取之志，是“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的湖湘血脉最鲜明烙印。身处“八分山水二分田”的逆境，倔强的湖南人为了谋求发展和出路，曾无数次披荆斩棘，战天斗地。正如晚清名臣左宗棠所言:“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在他们奋力写下湖南发展史的同时，也将忧患意识一代代传承下来。
1910年的长沙，一曲悲怆豪迈的歌曲响彻全城学生运动会的会场：“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芬。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或许，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湖南子弟，一步步遵循着内心的召唤，走向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二十世纪初的湖南教育界，活跃着一大批天然带着湖湘文化忧患意识烙印、矢志“教育救国”的中坚学者。他们筚路蓝缕、磨血兴学，甚至不惜毁家从教，断指明志。面对“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现实，他们冲破重重阻碍，向湖南青年发出泣血号召：“往事已矣，来日大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在青年可不焦思尝胆，求为最后正当之防御与根本上之解决乎!”
1915年5月，北洋政府签字认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湖南，社会一片哗然。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下，这一年夏天，省立第一师范全体学生自发行动起来，集资刊印《明耻篇》，进行反日反袁宣传。青年毛泽东在书的封面上奋笔疾书16个大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有人说，“潇湘雨，君山青，湘女多情贵如金”，五四时期湘女的多情，也倾注于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之中。一篇“呜呼,虞唐之世,有尧舜,吾民恃之可以弛责也。乃者世界潮流之所趋,古之风不可复见于今矣”的悲叹，一声“呜呼,我中华之前途,我卓尔之诸君不自负之,其孰负之?诸君,诸君,行矣勉旃”的疾呼，道尽了多情向警予“为国家大事,常常嚎啕大哭”的柔肠百转。
1919年，风云诡谲中，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在湖南青年学子身上激烈碰撞，最终迸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代强音。他们积极向上，热情洋溢，更无所畏惧。他们认定：“我们生长在这个时候,假如毫没牺牲,毫不能奋斗,简直不能立足了!”
伟大的思想指引湖南青年前行的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了封闭的中国大门，从此陷泱泱中华于百年徘徊，屈辱无数。
湖南子弟很早就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洞悉了危机的降临。魏源“睁眼看世界”，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黄兴“男儿当为天下奇”，为缔造共和首兴义帜;陈天华“一腔无限同舟痛”，为唤醒同胞不惜蹈海自绝……为了民族复兴，湖南儿女们曾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却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湖南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在法国的蒙达尔纪，25岁的蔡和森，仅仅靠着一本字典，“卤猛看报”“猛看猛译”，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很快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毛泽东、陈独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通过书信，向他们全面介绍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系统阐明了自己关于创建共产党的理论，成为党内较早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
在日本东京，30岁的李达, 经过苦苦求索，最终受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真理的感召，成为一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他在日本凭借着顽强毅力，翻译出《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唯物史观解说》三本著作，寄回国内出版，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北京，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20岁湘女缪伯英，通过参加北京大学的湖南学生同乡会，结识了邓中夏、何孟雄等人，逐渐进入到这个探讨如何改造社会的“小圈子”，参与到研讨改造社会等问题的活动中来。她曾发表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家庭的演变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号召中国广大妇女：“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在长沙，27岁的毛泽东通过总结自己领导民主活动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完成了自身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与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等朋友的深入探讨交流中，他最终认定：现在“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
湖南青年的奋斗聚合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力量
“破碎叹金瓯，烟瘴谁收?独将大论正沉浮。要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州。”1919年的湘江两岸，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呐喊声中，无数湖南青年听从历史和使命的召唤，聚合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力量，融入了时代的铁流……
1919年5月，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冲破北洋军阀政府和湖南当局的新闻封锁传到长沙，湖南学生群情激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群众运动由此拉开大幕，长沙市区高校、中学、小学都行动起来。没收日货，提倡国货，学生演讲团、演剧队走向街头，演出《亡国鉴》《青岛风云》、演唱《朝鲜亡国惨痛史》，“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五四时期的湖湘儿女，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风暴带到了哪里。
在北京，湖南青年邓中夏与何孟雄这对志趣相投的战友，一起参加了天安门游行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后来，又一同接受李大钊的教育指导，走上了探求根本改造社会方法的革命道路。他们曾受李大钊的教育影响，发起组织了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带领讲演团的同志深入街头，深入工厂矿山，进行讲演教育。他们一起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在全国第一大都市和工商业中心——上海，湖南青年李启汉和李中接受陈独秀委派并肩作战，共同领导这里的工人运动。他们中，一个是为工人运动“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另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一个亲手创办了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工人学校——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另一个曾出任中国工会史上由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主席。他们二人作为上海工人运动开拓者的高大形象，永远定格在上海工运的史册上。
历史会记住，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个名叫匡互生的湖南青年。天安门前，他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高喊口号;赵家楼上，他第一个冲进曹宅，痛打章宗祥，用熊熊火焰唤醒民众的觉醒;面对军阀政府的高压，他拍案而起说：“如此下去，以壮烈始，而以畏惧终，于国事无益，宜冲破网罗，继续运动，与军警决斗，获最后之成功!不成，则以死继之!”
马克思曾说过：“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1919年的湖南，群英荟萃：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概念的建党理论家——湖南青年蔡和森;第一个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建党创始人——湖南青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湘女缪伯英;中共中央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湘女向警予。而回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中，湖南青年曾占据其中的五分之二!五四百年，无数湖南青年前仆后继，凭着敢于赴汤蹈火，临深渊、履薄冰的奋斗勇气，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挺起脊梁、奋起抗争，用热血放飞青春的梦想，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革命壮歌。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回首五四百年，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每一个湖南青年都是追梦人。奔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路上，自胜者强，自强者胜，让我们变忧患意识为远航的动力，化使命担当为青春搏击的能量，努力让青春的梦想，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继续焕发出绚丽的光华!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