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与湖南人的血性
原标题：我以我血荐轩辕 ——湖湘文化凭什么（作者：欧阳君山）
图为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
湖南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
公元2015年9月3日，一个值得中华民族注目顶礼的日子！70年前的9月2日，曾叫嚣“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的日本帝国不得不俯首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人民赢得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自豪地表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毫无疑问，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之全民抗战的成果。但如果论地域，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这就是湖南！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侵华日寇在湖南芷江乞请投降，所谓“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中国战区当时划分为15个受降区，受降点不仅有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也包括其他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典型如洛阳、上海和广州，为什么受降点最后被定在偏居湖南西隅的芷江呢？不简单因为芷江空中交通便利，有仅次于昆明空军基地的“盟军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原因更在于芷江一带是日寇的伤心麦城。为打通从华中到到华西南的交通，确保顺利对接东南亚，日寇于1945年4月发动攻占芷江空军基地的大会战，史称“芷江会战”，亦称“湘西会战”或“雪峰山会战”。这是中日之间最后一次硬碰硬的对抗，不仅双方精锐尽出，而且激烈厮杀近两月之久，最终以10万日寇兵败如山倒的惨败收场——据称是日本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的日寇完败，有90多面日寇军旗被夺——中国方面士气大振，正面战场开始由防御转入反攻，吹响了打扫抗日战场的号角。
芷江受降只是一个缩影，一定意义上，日寇的败局早已经被湖南注定，堪称“烽火八年起卢沟，旭旗四碎落湖湘”。有一个说法称抗日战争“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胜利在湖南”，这并非夸张，而就是事实。1938年10月23日，日寇占领湖南南面的中心城市广州；1938年10月25日,也就是两天后，日寇占领湖南北面的中心城市武汉，对湖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部署的兵力据称占到侵华日寇总兵力的35%，气势如虹。史料更显示，抗日战争中，中日投入2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会战超过20次，多是日寇长趋直入，但湖南境内的6次大会战不仅大挫日寇锋芒，而且扭转战局乾坤，中国四胜一平一负，歼灭的日寇数量超过20万，占到大会战歼灭日寇总人数的一半，日寇并有中将2人、少将5人葬身于湖南。
血性意味着自我牺牲
为什么抗日战争会“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胜利在湖南”呢？有日本自身的因素，最明显的，当日寇进犯湖南时，他们在整个中国的战线已经非常之长，自然趋于相持之势。也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最明显的，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这是蒋中正翘首以待的。还可能存在别的原因，比如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战术部署。但有一个因素绝对不能忽视，而且应该说举足轻重，这就是湖南人的精神，不太可能是某种一时的精神，因为一时的精神“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不会具有长远效应，也不会形成集体特征，更不会导致集体行动；而应该是某种相当稳定的精神——毋宁说就是湖湘文化，因为文化是精神生活长期沉淀乃至历史演进的结果，湖湘文化一方面沉淀了湖南人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更熏陶、涵育甚至决定了湖南人的精神风貌。那湖南人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什么样精神呢？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并多姿多彩，但就湖南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最鲜明的表现恐怕还是血性！什么是血性？面对挥向维新者的屠刀，原本也可以东游他乡的湖南志士谭嗣同毅然舍生取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就是典型的血性，直接用一个人的生命对赌一个国家的前途！血性首先需要正直刚强，这一点没什么疑问，但正如俗语所云“狭路相逢勇者胜”，平常在谈到血性的时候，更主要的意思还是敢于斗勇比狠，直至自我牺牲，要不然，谈何血性？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多次强调“军人还得有血性”，原因应该也在于此，相对于别的场合，战场更呼唤血性；相对于别的群体，军人更需要血性，就战争的特性而言，无血不成军。
血性唱响湖南
湖南人的血性首先表现在全民为保家卫国而敢于自我牺牲，在大局与大义面前，湖南人的心里没有小九九、手里没有小算盘。在抗日战争的大会战中，不仅胜仗多是在湖南境内打的，而且有数据能够表明，胜仗也多是湖南人打的，因为湖南人踊跃从军。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只有3000万人的湖南所征募兵员的数额达到210万，占全国征募总数的15%，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平均每15人中就有1人参军，居全国第一。湖南人踊跃从军也表现在湖南精英投笔从戎蔚成风气，黄埔军校第一期到第五期，毕业生共7399名，其中湖南籍2189人，占到总数的30%，他们大多充当了抗战部队的骨干。另有数据显示，在抗日远征军中，湖南籍将领更是高达近2/3。不仅是踊跃从军，“有力要当兵，有钱要劳军，前方后方齐拼命，出钱出力打敌人”——当时《出钱劳军歌》所唱的正是三湘大地投入抗日救亡的实际情况，湖南省主席、第九战区总司令薛岳曾自豪宣称：“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
“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湖南人的血性更表现在战争中，于疆场上敢于斗狠比勇，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这里不得不提及日寇在“一号作战”中所遭遇的最顽强抵抗——衡阳保卫战，如果说芷江会战是一场硬仗，衡阳保卫战更是一场恶仗，虽败犹荣，衡阳市因此而光荣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在全国唯一命名的“抗战纪念城”。1944年6月，抗日战争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口，日寇乘攻占长沙之胜威，以11万兵力逼向守军仅为其1/6的衡阳，目的就是用石头迅速砸碎鸡蛋，打通到桂林乃至整个东南亚的交通。但出乎日寇意料的是，衡阳久攻不下，中国守军殊死搏斗48天，震惊日本大本营及日本天皇，堪称抗战以来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攻坚战，毛泽东赞叹“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蒋中正则感慨“全世界稀有之奇迹”，日本也称之为“苦难的战役”，虽胜犹败，直接促使东条英机的军人内阁倒台。史料显示，衡阳保卫战中，日军付出超过7万人死伤、4.8万人被击毙的惨重代价；中国军队死伤1.5万人，其中7400人捐躯。血性不是自我声张的，更需要对手的承认。《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对衡阳保卫战有这样的记载：“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
“无血不成军”
湖南人在抗日战争表现出来的鲜红血性，不是某个“朋友圈”的个别选择，而具有明显的集体行动特征；也不是临时性冲动，而是长期积淀的湖湘文化性格的自然爆发。往前追溯，这算得上“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隔代回响，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由湖南人完成的，武昌首义的组织领导者是湖南人，武昌首义后率先响应的各省都督与负责人也多是湖南人。往古追溯，这称得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现代回响，楚霸王的确简单粗暴，但无论初见始皇时“彼可取而代之”的少年志向，还是最后的霸王别姬与乌江自刎，都饱含英雄的血性；相形之下，刘邦初见始皇时感叹“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更像市侩小儿的欲望。
正因为血性原本湖湘文化的性格乃至基因，湖南人的血性在后来的国共大决战中再一次爆发，当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身后站着一大批湖湘子弟，就在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即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位湖南人。共和国在1955年进行军功授衔，全军共授1614位开国将帅，其中湘籍开国将帅高达202位，占总数百分之八，其中10大元帅有3位、10员大将有6位、57名上将有19位、177名中将有45位，居全国各省市之冠。“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决策朝鲜战争的关键时刻，同为湖南人的彭德怀挺身而出，坚决支持毛泽东拍板出兵，这应该不是偶然的，而存在内在的必然性。近现代以来，“无湘不成军”的说法一直比较流行，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湖南人用血写的事实铸就，所谓“半部中国近代史，皆由湘人血写就”，“无湘不成军”实是“无血不成军”。
血性之源远流长
血性的确称得上湖湘文化重要的精神基因。屈原乃“三闾大夫”，以国家利益为己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虽一时遭谗去职，但如果愿意妥协，原本可以不流放，但他无所谓：“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即便流放，至少也可以不自沉吧，但他也无所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的不妥协、大义凛然与自我牺牲，为湖南人树起了一道最鲜明甚至耀眼的血性标杆，深深地嵌入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基因。湖南人的血性甚至已反映到一个特别的词上，这就是“霸蛮”——一个仅仅用于湖南人而不用于别的人群的词，什么意思？一句话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三个字讲，一根筋；一个字讲，犟！
不仅源远，而且流长，血性之所以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性格，也因为不时得到正能量的补充而强化。这就不得不提到明末清初的文化英雄——王夫子船山先生。明末清初被认为是个“天崩地解”的时代，船山先生原本希望通过武装起义“反清复明”，无奈世易时移，屡试屡败，不得不龙潜勿用，转而冀图从文化入手“用夏变夷”，尽管也得到清廷的默许甚至招抚，但先生仍然以明朝遗臣自居，过着“活死人”的生活，不仅是下雨天晴都打雨伞穿木屐，目的是表明自己作为明朝遗臣“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而且在居室前亲自栽种一般是植于墓地坟头的柏树，目的明显也是表达作为明朝遗臣“我自从天乞活埋”。毫无疑问，船山先生向死而生的行为艺术极大强化湖湘文化的血性，现实上有力加持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华历史中的英雄主义，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抗日战争为什么会“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胜利在湖南”。
承平时代尤其呼唤血性
无血不成军，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如今是承平时代，湖南人的血性是不是不适用了呢？或者说，血性的湖南人是不是适合了呢？拿经济建设来讲，虽然也说“商场如战场”，但毫无疑问的是，商战让“霸蛮”走开，就商战而言，与其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不如说“狭路相逢快者胜”。可这并不能否定血性的价值，不论做什么事，首先都是做人，做人首要在真诚纯粹，敢于选择，勇于付出，这就需要血性。特别是运作具有超前意义的事业，更需要执着精神，必要时敢于认死理，甚至较死劲，直至自我牺牲，就像孟子所说的大勇，“虽千万人，吾往矣”；亦如一句西方著名格言所提示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从这一意义上讲，血性也适合承平时代。
中国社会在承平时代尤其呼唤血性，当代就是证明。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之所以在整风肃纪反腐败上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声明“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之所以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应该都是针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场缺乏血性及担当的严酷现实，如不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血性担当，今天大打“大老虎”的反腐局面很难设想。当前为取得中美贸易战的胜利，同样也是需要血性的。作为中国社会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中庸之道原本不否认血性，准确说是饱含血性。愿湖南人的血性继续发扬，在新的时代为实现伟大的中国之梦作出湖南人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湖南人在上海网站转载 转载时文字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