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任国防部长中，有一位唯一没有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的命里缺火，于是母亲就给他改了名字，在名字里加了三把火，而且禁止他靠近水，所以在南方长大的他成了一个“旱鸭子”。然而，不会游泳的他，却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远渡重洋，成为新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毛泽东称赞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一个好大使。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他奉命武装接管宣传舆论阵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在我党我军的关键历史时期，彰显了他的传奇人生。他，就是后来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耿飚将军。
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1950年春节刚过，正在西北浅显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中央一纸调令，他便携家眷来到数月前刚刚举行开国典礼的北京，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
1946年秋，耿飚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和交通处长，第一次到北京谈判。三年后，参加完平津战役的耿飚，在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队伍进入北京。这次他要脱下军装，从事外交工作。
耿飚将军的女儿耿焱说：“父亲那时候正带领部队往西北打，中央的调令来了，说让他去做外交官，他说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非常不愿意，一个军人脱掉军装是很痛苦的事情。中央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懂军事的干部，外交就是战略，你懂军事，懂战略。周总理说：抗日战争时期，你就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你又在军调处协助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怎能说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呢?基于这些原因，父亲同意了，接受了。”
将军改行当外交新兵，其实并非耿飚一人。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会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调外交部工作的时任解放军第7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接到命令后同样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批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新中国诞生前夕，一次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外交事件，使中英两国代表一同坐到了谈判席上。时任三野第8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受中央之命，成功处理“紫石英”号外交事件，开启了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影，并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善武的儒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