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身处延安的毛主席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虎皮和不少老虎肉。
众人惊奇之余，主席还和朱总司令打趣：“你能不能一个人把老虎举起来呀？”
一番尝试没能成功的总司令说道：“不行啊！看来是要吃掉九牛二虎才有这么大的力气呢！”
那一年，党中央领导们有了珍贵的虎骨酒治疗风湿，还吃到了老虎肉，要说这件事还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耿飚。
敢于上山打虎，又能领兵打仗，还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这位耿飚着实不简单，离世之际，他的葬礼规格更是堪比国葬。
那么，这位堪称“军中武松”的耿飚，一生经历有多传奇？
1909年，出生在湖南常宁的他，本是武林世家之后，父亲耿楚南还是慈禧太后的救命恩人，偏偏耿家遭遇变故，耿飚小小年纪便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13岁那年，耿飚跟随舅舅宋乔生来到矿厂做工，权贵疯狂压榨着这些底层民众，是让耿飚深刻认识到旧社会的万恶本质。
1925年，耿飚成为共青团员，开始在湖南浏阳地区开展革命工作，从那时开始，他的机智与勇敢也越发突显了出来。
1928年，耿飚成为我党一员，不久便晋升为游击队队长。
1930年，耿飚率领游击队加入红军队伍，之后的几次反“围剿”战斗以及漳州战役都有他的参与，长征途中，他带领的部队也走在了身先士卒的最前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就在他满腔热血准备带兵冲向战场之际，中央却决定让他留守后方、保卫陕甘宁。
虽说当时的耿飚十分不情愿，可他受到了主席的开导，深知自己肩负的沉重使命，随后便开始兢兢业业协助肖劲光展开工作。
那个时候，我军在庆阳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极为艰苦，战士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大难题，耿飚想起了当年主席对他的嘱托。
“你们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线出谋划策，革命必须要有根据地，以后我还得指望留守兵团吃饭呢！”
由此，耿飚开始遵照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展开行动，带着385旅的战士们开荒、建房舍。
就在庆阳生产基地初具规模之际，大家也发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当地猛兽常常来袭，百姓早就不堪其扰。
他人面对猛兽感到惧怕，偏偏耿飚却选择迎难而上，凭借着敢打胜仗的劲头，他决定带着战士们主动出击，消灭野兽。
就这样，他将每三位战士编为一个小组，每个人身上都做好标记，随即来到深山老林开始打猎活动。
要说打猎的战士们大多都有着好枪法，狐狸、野兔自然不在话下，对于最为敏捷的豹子，他们还会用“兔子炸弹”捕猎，这种办法屡试不爽。
值得一提的是，385旅当年还打下了四只老虎，有两只正是耿飚亲自带人射杀的，如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别看深山老林成了耿飚的战场，敌人变成了哪些猛兽，陕甘宁边区的确因此少了很多豺狼虎豹的威胁，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胜利呢？
解放战争时期，耿飚重返前线，屡立奇功的他，粗中有细的性格与行事风格越发得到领袖们的认可和关注。
建国后，周总理钦定耿飚脱离军队并从事外交官工作，这样的安排在如今看来堪称明智，别看他之前没有任何外交工作的经验，可那颗善于学习与总结的心才是最宝贵的。
当年的中国外交事业极为艰难，耿飚就是在重视对国际形势的调研以及树立国际形象等等方面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尊重。
源于此，他也没能参加1955年大授衔，否则，开国上将军衔对他而言不在话下。
风风雨雨20年的外交生涯，耿飚曾担任多国外交大使，一度成为外交部副部长，后半生的事业始终都围绕着中国的外交事业展开。
正如主席当年对他的评价那般：“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1988年，退休后的耿飚得以颐养天年，即便如此，他依旧为国家大业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
2000年6月23日，耿飚于北京病逝，享年91岁。
葬礼现场，国家高级领导人纷纷前来送他最后一程，规模与国葬没有两样，这也是后人对耿飚深度认可的彰显。
人物简介
耿飚（1909年8月26日-2000年6月23日），男，湖南醴陵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中顾委常委。
2000年6月23日，耿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人物生平
1909年8月26日，耿飚同志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严家冲一户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随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他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从小受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水口山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他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立志救国救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积极参加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于1925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湖南革命形势进入高潮。耿飚同志按照党的指示，同其他同志一道，从敌人的兵工厂秘密运出一批枪支，武装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不久受党派遣回醴陵，组建并率领农民赤卫队参加醴陵暴动和十万农军攻长沙。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后，他几经辗转，于1928年4月回到浏阳，找到党的组织，并担任浏（阳）、醴（陵）游击队队长，积极开展游击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28年8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9月，耿飚同志奉党的指示，率领游击队参加红军，历任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1933年春，任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漳州战役等重大作战。他机智果敢，英勇善战，率领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红军长征中，他率部担任第2师前卫，攻克古陂，激战九峰山，夜渡潇水河，奔袭道州城，血战湘江边，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有力地掩护了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毛泽东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同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耿飚同志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为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继又率部通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配合兄弟部队夺占泸定桥，使中央红军再次摆脱险境。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在攻打甘泉时颈部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他于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消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为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同志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他于1941年7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1945年8月，他指挥部队向盘踞在张家口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多年的这座塞外重镇。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月至8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耿飚同志回到晋察冀军区，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他先后参与组织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在战略进攻阶段，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同志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至1971年，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他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我国老一辈外交家的崇高风范。他具有很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十分重视形势调研，力求掌握实际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提出政策建议，为中央外交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他作为我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促进我国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努力宣传我国的内外政策和建设成就，扩大新中国的影响。他与瑞典、丹麦、芬兰三国的经贸部门及经贸界人士积极交往，创造了我国同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契机。在任驻巴基斯坦、缅甸大使期间，耿飚同志积极推动中巴、中缅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巴、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政府曾经专门向耿飚同志颁发勋章，以表彰他对增进中巴友谊的功绩。缅甸政府领导人也多次赞扬耿飚同志为发展中缅友好合作关系所作的贡献。
耿飚同志在外交斗争中，善于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和创造性见解，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协助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他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毛主席看了报告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他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勤于钻研，善于思考，深得外交部干部、职工的好评。在使馆工作期间，他把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与使馆工作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外交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得到提高。他关心下属，重视培养年轻干部，经常告诫他们要学外交、学技术，全面锻炼自己。
“文化大革命”中，耿飚同志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林彪、“四人帮”对中央外交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他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遭受残酷迫害。他在逆境中仍然坚贞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气概。
1971年1月起，耿飚同志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从“五七干校”调回部里恢复工作，并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坚决纠正“四人帮”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错误做法，积极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复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关系，并同各国社会党、民族民主政党建立联系和交往的建议。他十分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强调将研究工作与党的对外工作相结合，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党际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耿飚同志当晚奉党中央之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他在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期间，为消除“四人帮”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1978年3月，耿飚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分管民航总局、旅游总局和军工部门的工作。1979年1月，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国防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7月，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1983年6月，耿飚同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积极开展工作。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入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并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七十一届大会。在他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根据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利用多种渠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开展同各国议会的交往和联系，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促进了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耿飚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多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提出有关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建议。他十分关心人民疾苦，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他热心老龄事业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耿飚同志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是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