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锐自述“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这一百年大致分可为五个阶段：第一个二十年上学读书;第二个二十年投身革命;第三个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脚下;第四个二十年复出工作;第五个二十年思考研究。
我曾当过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又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在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工作过。我当过三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先是担任高岗的政治秘书;后来担任陈云的政治秘书;最后又担任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追随者”，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几乎饿死;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住了八年监狱。平反后复出，加倍努力工作。
我对党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全貌;二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阻止了邓力群可能被推举为总书记。我一生的著作(不包括日记)，总计超过一千万字。别人写我的东西也有几百万字。
我从中组部的领导职务中退下来后，组织编写了一整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共计十九本，此外每个县都编了一本，搞清了历史上的好多问题。例如：井冈山时期肃“ΑΒ团”，杀了十万人;延安整风后期搞“抢救运动”，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而国民党却说他们没能打进延安一个特务(见唐纵日记);文革期间，秦城监狱关押502人，多数是党的高级干部，死在监狱的30多人，精神失常60多人。
第一个二十年是读书，追求革命
我于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平，祖籍湖南省平江县，父亲李积芳自幼好学，1905年被官派赴日本留学，他在日本生活五年，深知日本的国策就是要灭亡中国，由此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辛亥革命前回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担任了国会众议员。
可惜英年早逝，父亲去世时我才五岁，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我的母亲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有进步思想的女性，儿时母亲常对我们讲父亲的往事，教育我们如何求学做人，特别不要趋炎附势，品德最为重要。这些教导对我思想的形成潜移默化。
母亲又把我送到当时新开办的最好学校——楚怡小学和岳云中学——读书，这两个学校都注重品德教育，校规严格，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从小养成好习惯，还开设劳动课，种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还开展体育活动，组织各种球队，当时我就是校队的球员。
我在中学阶段就喜欢写作，是办墙报的积极分子，还写过一篇名为《走》的小说，描写人力车夫的生活，结局是投奔了红军。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我少年时期的思想倾向。总之，父母、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对我一生走什么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大学，那个时期主要是受鲁迅文章的影响，思想更加激进。说实在的，在大学的两三年，并没有好好读书，净闹革命了。 当时，我是学生中的领头人之一，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担任了“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的常务干事，创办了《救中国》杂志，我写的发刊词题目就是“团结、抗斗、救中国”。
1936年上半年，我们收到了一份从美国传来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并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更加坚定了要寻找共产党的决心。由于当时在武汉没有党的组织，我们便联络了八个志同道合的人，于1937年2月正式成立了一个的自发党组织，定称为“武汉临时支部”。
不久，我带着自发临时支部所有人的入党表去北平，找到了党的组织，自发临时支部所有成员都被接受为正式党员。因此我的党龄从1937年2月起算。
第二个二十年投身革命，成为职业革命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和几位朋友到天津，又转赴烟台、济南，武汉、徐州、长沙等地，参加“青年救国团”等活动。1939年8月，我去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在重庆与《新华日报》记者范元甄结婚。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决定将我们调离大后方，送到延安去。会后，我和范元甄跟胡乔木同乘一辆卡车到了延安，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到延安后，我先在中央青委工作，后调入《解放日报》，在第三版(国内版)负责写辟栏文章，主要任务是收集一些国民党区的情况、材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记得是《为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呼吁》。
1943年4月初，在“抢救运动”中，我被诬陷为“特务”，抓进保安处关押了两年。保安处的审问，通常是采用各种刑罚逼供，有的还长期带脚镣、手铐。在保安处对我审问时，因为我什么都不承认，审问者发脾气打了我一耳光。总的来说，对我的刑讯还不算太狠，一个是站，立正站着，不许动;再就是坐矮凳，时间稍长腿就肿了。
审问的时候，有人持枪昼夜轮班监视，不许动，眼睛也不许眨。这样一直审了我五天五夜。和我关在一个窑洞的陈新，在我被审了五天五夜回监舍后，他跟我说：把他绑在十字架上，用鞭子抽，还坐老虎櫈、戴脚镣，比对我厉害多了。
我从保安处放出来后，又回《新华日报》工作，我在《解放日报》前后不到三年，在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和社论约有40篇。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为我出过一本《窑洞杂述》，全书22万字，这本书就是我在延安文字工作的汇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同年10月，我和范元甄随同赴冀热辽打前站的同志离开延安北上，经张家口到了承德，在承德创办了《冀热辽日报》。1948年2月，随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东北，作了高岗的政治秘书。
1948年10月，解放军攻占锦州后，挥师东进，准备解放沈阳。东北局决定由陈云带领四千多人去接管沈阳，陈云让我随他去，这样我又当了陈云的政治秘书。接管沈阳后，随陈云一路巡视鞍山、本溪、安东，最后转到吉林、长春，走了将近一个月，印象最深的是丰满水电站。
我过去没见过水电站，丰满那时有两台机组发电，大概是六七万千瓦，当时的感觉真是了不得。在鞍山和丰满看到了现代先进的工业生产，对我产生很大的震动，这是后来愿意转行搞水电的动因。
随着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我就跟陈云到了北平，住在北京饭店。然后陈云就到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我没有去，在北平我帮陈云做了一件事，就是到琉璃厂买了许多从清末到民国以来经济方面的书，装了一大木箱，为他留在中央管全国的经济做准备。
由于我一直想到下面做一些实际工作，经向陈云提出后，他虽不想放我走，一再挽留，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样，1949年5月，我随南下部队回到湖南，先是负责创办《新湖南报》，任社长，后来调任省委宣传部长，在湖南工作了三年。1952年9月，被调到燃料部水电总局任局长(后转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终于实现了我献身于水电事业的宿愿。
我在管水电时的一件大事，就是有关三峡工程的一场论争。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毛泽东建议：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上发表了《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的长文，正式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他规划的蓄水高度是235米，比现在三峡大坝175米还高60米。
也就是要把整个重庆都淹没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水力发电》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论述三峡工程的问题。此后，双方争论不断，这样，不同意见便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本来毛泽东是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他在1956年写诗欢呼“高峡出平湖”，已经表达了赞成三峡上马的意愿。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时，他听说三峡工程有一个反对派叫李锐，便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于是中央办公厅便通知我和林一山都赶到南宁，在毛泽东面前陈述各自的见解。
我和林一山到达南宁后，当天晚上就开会，谈三峡。开会的房间很小，里面坐了二三十人，一个长条桌，大家面对面就坐。我们俩人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毛就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林一山说他要谈两个小时。
毛又问我要谈多长时间，我说：“半个小时”。林一山的口才很好，他从汉元帝谈起，谈历代皇帝怎么防洪等，滔滔不绝讲了两小时。我感到他讲的中心不突出，用了很多专业术语，在座的人不一定都能听懂。轮到我时，就谈得尽量简短，深入浅出。
我说：修这么大个水库专门来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个水电站。长江跟黄河不同，是条很好的河流，现在长江在我们的手里，完全可以通盘考虑，用各种办法防洪。最后讲到了三峡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最困难的问题是勘察，确定电站的大坝修在哪里，要对河流分段进行地质考察，这个选坝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这样一讲，大家都听懂了。
毛泽东说：“好，讲得很好。但是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于是，我们又分别赶写了两篇文章。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你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适，这就把他的意见否定了。
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南宁会议出了个《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是要“培养秀才”。毛泽东说，“我们就要培养李锐这样的秀才。”
南宁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对此，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立即回答说：“我搞水电，很忙。”他说：“不要紧，兼职嘛。”这我就不好回嘴了。随后，我给毛写过三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毛看了这些信，对我能够反映一些真实情况，当时还是比较满意的。曾说：“李锐我感谢你呀，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有一段时间，毛不断地表扬我，那时真可以说是被捧到了天上。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我又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几乎粉身碎骨。
第三个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脚下
1959年夏季召开的第一次庐山会议，无论在中共党史上或共和国历史上，都刻上了深刻的印记。那次会议无端地打出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我因在会议期间同黄克诚和周小舟在一起有些议论，最后被定为“追随者”，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此跌入无底深渊。
从庐山下来，又经过几个月的揭发批判，随后被送到北大荒850农场附近的兴华村，与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那时粮食不够吃，差点被饿死。 我在北大荒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
1961年11月，经在京的友人设法营救，我终于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此时，范元甄提出要离婚，我说同意，就办理了离婚手续。水电部党组曾讨论过是否恢复我的党籍，未被通过，原因大概是由于范元甄在离婚后又写了两本揭发材料，里边有我和她私下议论的一些话(文革过后邓小平复出，他看过这两本材料，说：“太恶劣了!”下令把它给烧掉了)。
由于党籍未能恢复，又把我下放到安徽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给水库的职工当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活。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
1967年11月11日，突然把我送上一架专机直飞北京，下了飞机就把我送到了秦城。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夏秋之际，中央专案组来人向我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我说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人都没有问题，主席秘书中最危险的人是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并写了封信给总理，请他们转交。
这下又闯下了大祸，当时的说法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字一句的伤害。”由于我揭发了陈伯达，我的问题又升了级，被关进了监狱，一蹲又是八年。
在秦城监狱，最厉害的是单间关押。一间小小的屋子，四面都是墙壁，看不到任何人，除了外面走廊里哨兵的脚步声之外，终日寂静无声。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久了，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傻子或者被逼疯。我为了不至变成废人，就在监房里坚持跑步、锻炼。
监狱里见不到纸和笔，我就利用一次跌伤后要来擦伤口的龙胆紫药水当墨汗，在马列著作的空白行间写字，一共写了400多首诗词，平反后，将这些诗词汇集起来，出了一本《龙胆紫集》，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我是1975年5月30日出狱的，出狱后，又被送回磨子潭。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形势发生变化，1978年胡耀邦执掌中组部，组织部通知我到合肥住院治病，年底又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1月4日由合肥回到北京。从此，重返世间，后半生终于又见到了阳光。
当年毛泽东提倡“六不怕”——不怕戴机会主义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对我来说，除了头颅尚在，这几个“不怕”都经历了，能活过来真不容易，在逆境中最终挺了过来，做到了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
第四个二十年复出工作，弥补已经失去的时光
我于1979年1月恢复工作，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政委，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2年我已65岁，到了可以离休的年龄，但陈云让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便到了中组部，先任青年干部局局长，后来担任了常务副部长。
这一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据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标准，选拔第三梯队，总共挑选了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这是一项极为重要又有深远影响的工作，后来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大部分都从这1000人中产生，现在还有约600人在位，可见当时的工作成效卓著。
我在中组部的另一项工作，是组织编写了一整套《中共组织史资料》，由我担任编纂领导小组组长。这套史料搞清了历史上的好多问题，功不可没。
我曾被选为中共12届中央委员，又曾是12、13届中顾委委员。
第五个二十年思考研究，力求搞清楚更多的问题
离休以后，我还继续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党的事业，将精力集中于思考和研究，希望能够搞清更多有问题。有人说我是“毛泽东研究专家”，不错，我一生写了评介毛泽东的五本书，对毛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与客观的评论，对他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也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他晚年所犯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必须认真地剖析和清理，我认为这对于党的建设和国家的进步都是有益的、必要的。
我在晚年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核心内容，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由此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
以往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又不受制约，邓小平提出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并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阻力重重。当前，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的滞后更令人不安。新的矛盾不断出现，不稳定因素日益突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不是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思路去积极解决矛盾，而是向后看，试图用高压和完全否定个人自由来求得表面上的安定。
我对这些情况颇感担忧。记得在八十八岁米寿时，写过一首自寿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宪政民主应当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人生在世，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为之奋斗的事业，更要对得起历史。
这是我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愿与朋友们共勉。
李锐
（1917年4月13日-2019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湖南省平江县人，原名李厚生,1917年4月生。其父李积芳早年留学日本,为同盟会员。1928年考入湖南私立岳云中学。1934年入武汉大学机械系,积极投入-,为武汉秘密 负责人。1937年5月在北平找到党组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按照组织安排,到山东打游击。1938年3月,到武汉参加全国 代表大会,随即到徐州任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负责人。后调任湖南省青委书记、湖南省委特派员。1939年底由重庆到延安,任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长。1941年9月任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1943年初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蒙冤囚禁一年多,仍不气馁,继续坚持革命工作。
1945年10月赴冀热辽区,任《冀热辽日报》社社长。1946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千方百计保证报纸照常出版。1948年2月,在东北局工作,任高岗政治秘书。1949年5月南下湖南,负责报社工作,执笔撰写创刊社论《庆祝新湖南诞生》,明确提出:今后湖南人民的长期任务,就是“发展湖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将落后的湖南,建设成为人民的、进步的、繁荣的新湖南”。
1949年9月,主持开办短期新闻干部训练班,培养了140多名新闻骨干。还兼管新华社湖南分社的工作,从报社抽调干部帮助创办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湖南人民出版社。先后任《新湖南报》社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1952年9月,调任国家燃料工业部水电局局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57年在国务院讨论三峡工程的会议上,不少人认为应快动工,他却提出了不同看法。1958年1月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时,毛泽东昕取两方面的意见后,肯定了李锐的意见,否定了大修快修三峡工程的方案。会后,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1958年6月,给毛泽东写信。针对全国电力设备情况,建议全国工业必须分轻重缓急,很好排队,否则会出现国民经济失调。还说:“有些事可以蛮干,有些事蛮干不得。”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他受到严厉批判。1960年至1964年下放北大荒虎林八五0农场劳动。1964年至1967年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1967年至1975年,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了8年。尽管受到种种冤屈和破孩,对党的事业始终充满希望。
1979年恢复工作后,历任国家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政委、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中组部副部长,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1983年回湖南,对洞庭湖的围垦问题很关注,在《湖南日报》发表的诗词跋语中说:“洞庭形势日趋险恶,实为湖南一大隐患。愿湘中治水同仁一一读近代改革先驱邵阳魏公诗文,庶其知所鉴戒,恢复生态平衡。”
退居二线后,他注重历史反思,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兼任全国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篡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中共组织史编篡工作。对家乡县志、党史征编工作亦予关注,亲任平江县志总篡。他从50年代初开始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是国内外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其著作有《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庐山会议实录》、《新湖南的诞生机《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龙胆紫集》、《怀念十篇》、《毛泽东的晚年悲剧》等,颇有影响。
201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同志（部长级待遇）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