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会议上，毛主席推选一人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他是我的老朋友啊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会议上，毛主席突然问身旁的周恩来：
“看到纪登奎同志没有，他马上要发言了。”
周恩来扫视了一下前面的代表席，说：
“主席，纪登奎同志，在下面坐着呢！”
图|纪登奎
这时，纪登奎从座位上起身，大步走向发言台，当他路过毛主席的座位时，主席微微一笑，说：
“请你发言！”
然后，主席站起身来，向全体代表宣布：
“他是纪登奎同志，山西人，一直在河南工作，是我的老朋友啊！”
与会代表无不张大了嘴巴，他们没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同志，竟然会是毛主席的老朋友，而且主席还亲自为他介绍。
会上，毛主席推选纪登奎为第九届中央委员。
在后面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主席提议，他又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为什么会成为毛主席的老朋友？
这个故事还得从1951年说起。
一、纪登奎与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
纪登奎与毛主席第一次见面是在1951年的春天，在河南许昌。
毛主席对许昌这个小城有着独特的情感。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携汉献帝前往许昌，并将这里定为东汉末年的京城，当时人称许都。曹操就是在这里建功立业的，毛主席非常佩服曹操的文治武功，所以对许昌也就产生了独特的情感。
建国初期，毛主席数次南下考察。每次火车路过许昌，他都要下来听取许昌政府工作人员的报告，顺便做一些批示。他还亲自视察了许昌下面的襄县、长葛等地。
1951年春，毛主席乘坐火车沿着京广线南下，途经许昌时，他吩咐停车，说要了解一下当地市、县的党建和宣传工作。
起先，毛主席找的是许昌地委书记路宪文汇报工作，可是他说话模棱两可、磕磕绊绊，没有给出毛主席满意的回答。
主席还以为他是过于紧张，才说话没条理的，开玩笑问他：
“你们许昌不是有个叫上蔡县的地方吗？那应该还有个下蔡县吧！”
路宪文更加紧张了，他哆嗦地回答：
“主席，我准备不充分，不了解下蔡县。”
“你们信阳，那个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吧！”
图|毛主席
“主席，我准备不好，不知道。”
“行吧，我们开始谈工作。”
路宪文从头说到尾讲的都是，过去红薯只能蒸着吃，现在可以做馍馍、包饺子……
毛主席兴趣索然，说：
“合着你就是个草包书记呀！把你们副书记叫过来。”
当时，纪登奎担任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为毛主席汇报工作的任务，本来就应该由他来完成，可路宪文却抢在他的前头，想在毛主席面前表现一番，没想到弄巧成拙、狼狈不堪。
纪登奎被工作人员带进毛主席所在的车厢，第一次与主席近距离谈话，说不紧张是假的。
他向主席自报家门：
“毛主席您好，我叫纪登奎。”
毛主席上下打量他，看他年纪不大，随口问道：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没有30岁吧？”
纪登奎回答：
“没呢，主席，还差两年。”
“我今年58岁了，再过两年就是花甲老汉了，你还没到而立之年呢！”
“主席气色好，看上去不像快60岁的人。”
“你这小伙子会说话。”
“谢谢主席的夸奖！”
“差点忘记正事了，我叫你上火车呢，主要是想听你汇报一下你们这里的情况。”
“主席，咱们许昌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势平坦，是个农业大市，盛产小麦、玉米等农作物。”
“我吃过你们生产的面粉。”
“历史方面呢，许昌曾经是东汉的都城，历史名人和文化古迹非常多，像曹操、许由等都在许昌生活过。”
“嗯，你继续说。”
“资源物产的话，许昌煤炭、铁矿资源较为丰富……”
“小伙子，看来你是下了不少功夫啊！辛苦了呀！”
“没有，为人民服务，这是应该的！”
接下来纪登奎着重向主席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等经验。他说话有山西口音，又带上点河南味，但很流利。
他随身准备着演讲稿，可一直没有翻看过，在讲到一些具体数字和事例时，他会放慢语速，有意让主席听得清楚些。
这次汇报一口水没喝，纪登奎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要不是工作人员提醒，他可能连续几个小时都不带停的。不过，毛主席感兴趣的方面，他都提到了。
主席对他的汇报十分满意，不时还在本子上写下几个字。
他说完，拿起杯子要喝水，毛主席突然发问：
“纪登奎同志，你挨过批评吗？”
纪登奎放下杯子，望着主席的眼睛，不假思索地说：
“挨过，还不止一次呢！”
“到底几次？”
“有两次吧！”
图|毛主席
毛主席点点头，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我比你还多一次呢！挨点批评也好，长记性。”
“是的，主席！”
“他们批评完你，你觉得批评对了，还是错了？”
“批评错了，两次都是错的，不过我不记恨他们！”
“那你详细说一说，那两次经历吧！”
接着，纪登奎简单讲述了自己那两次挨批评的经历。
毛主席听完，反问他：
“那你批评过别人吗？”
“有，批评别人的次数，比我挨批评的次数还要多。”
“有批评错了的吗？”
“有时候也搞错过。”
主席坐直身体，严肃地问道：
“你杀过人吗？”
纪登奎被主席这个问题吓到了，但他没有犹豫，立刻回答道：
“杀过，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杀错过吗？”
“也有。”
主席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只好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原因，说：
“那时情况危急，我没来得及调查就把人杀了，这是我的失职。”
毛主席缓缓地说：
“还是要调查清楚再给人定罪，能少杀的尽量少杀，能不杀的尽量不杀。”
实际上，有人觉得毛主席前面问的这一段话，是在考察纪登奎，看他到底敢不敢说实话。
究竟是不是在考察，已经没办法还原事实了，总之毛主席对纪登奎的回答很满意，他也从此记住了这个许昌的、年轻的宣传干部。
图|毛主席
毛主席一路南下到达武汉后，派人找到王任重，要他找人去许昌总结宣传工作的经验。
王任重找到宣传处长郭小川，让他到许昌进行实地调查，不到一个月，他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的文章，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
因为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反响巨大，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并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宣传许昌经验。
毛主席当众称赞他：
“纪登奎将我党的宣传工作带上了新的台阶，他算是我的老朋友了。”
会议结束后不久，纪登奎由副书记转为正书记，管理当地17个县、市，时年28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地委书记，没有之一。
这为毛主席在中共九大会议上，推选他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奠定了基础。
二、毛主席要听实话
1953年，毛主席又来到河南视察，他问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
“纪登奎同志在吗？我要听他给我汇报！”
纪登奎踏上专列，来到毛主席面前，主席让他找地方坐下。
他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毛主席想了解哪一方面的事情。他只能笼统地将许昌的经济、民生、党建、宣传等工作统统讲了一遍。
主席打断了他的发言：
“我想知道当地合作社的具体情况。”
在一般情况下，高居在上的地委书记，了解到的信息都是经过下面加工或者美化过的数据，极少有完全准确、具体细致的情况。
幸好，纪登奎不是一个常年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的领导，他刚从鲁山县的一个合作点调查回来，对合作社的具体情况大致了解。
纪登奎记忆力好，他的数据都是经过实地调查的，毛主席对他的汇报给予了肯定。
主席的专列快速行驶，到驻马店火车站时，主席亲自送他和潘复生下车，嘱咐罗瑞卿：
“给他们买两张火车票！”
1963年，纪登奎进入河南省委，担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他还没上任，河南省委就打来电话，通知他：
“请速来郑州！”
他正纳闷发生了什么事，这么火急火燎的，到了郑州才知道是毛主席召见他。
他来不及与许昌地委告别，带好行李坐上火车就赶赴郑州。
毛主席问他：
“我想了解一下，洛阳地区的农村是如何战胜灾荒，克服困难的，您可要说实话！”
毛主席最后强调，要他说实话，因为主席在中南海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情况，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文件里面的情况大都重复一个意思，“形势一片大好！”这反而让主席担忧不已，他无法向地方下达正确指示。
他将当地受灾的实际情况如实告诉了主席，主席听完心疼不已：
“这三年困难，害惨了我们的河南人民啊！”
图|纪登奎
纪登奎调任河南省委后，心中愧疚，感觉对不起人民群众，他背着行囊，徒步来到信阳、驻马店等县的农村地区，真诚地向老百姓道歉。
三、受到毛主席的重用
1969年4月，纪登奎作为河南省代表出席中共九大会议。
4月12日，吴法宪奉命找到他，说：
“毛主席点名，要你在大会上代表革命干部发言，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主题是谈一下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
他推脱道：
“我来发言不合适吧！我不算革命干部，只能算解放干部。”
“那你觉得谁才算革命干部呢？”
“刘格平、王效禹这些人才算吧！我只是由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
“你难道还没懂吗？就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的，是他让你代表革命干部发言的，你要做的是接受任务！”
“不好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请您把我刚才说的话跟主席汇报一下吧！”
吴法宪离开半个小时后，又回来了，他告诉纪登奎：
“我向主席汇报过了，主席的回复是，他就是要你这个‘解放干部’发言！”
九大会议上，发言的人中，周恩来、康生代表的是中央；陈永贵代表的是农民；王洪文代表的是工人；尉凤英代表的是妇女；孙玉国代表的是解放军。纪登奎的开场介绍是“革命干部”代表。
轮到纪登奎讲话时，毛主席四处寻找主席团成员坐席上他的身影，找了很久还没有看到他，焦急地问一旁的周恩来：
“纪登奎同志坐在哪呢？我怎么没找到他？他马上要发言了。”
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
“他在下面的代表席坐着呢！”
这时，纪登奎站起身来，朝发言台走去，路过毛主席的座位时，主席笑着对他说：
“请你发言！”
然后，毛主席站起身来，向全体代表宣布：
“他是纪登奎同志，山西人，一直在河南工作，是我的老朋友啊！”
毛主席讲完，会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纪登奎的发言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他10分钟的发言中，竟然有30多次提到了毛主席，充分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忠心。
同样地，毛主席在会议上说他是“老朋友”的介绍，也让纪登奎平步青云。
在毛主席的建议下，纪登奎在第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他才46岁。
1969年5月2日，毛主席到河南省代表暂住的京西宾馆，接见了耿起昌、王新、纪登奎、刘建勋等人。谈话结束时，主席单独对纪登奎说：
“你要调到北京来工作几个月，帮中央打个短工吧！回去后，我让周总理安排一下，他什么时候通知，你就什么时候来。”
“毛主席，我水平还不太行吧！”
“凡事开头难，来中央锻炼一下也好啊！”
6月1日，毛主席的专列经过郑州，刘建勋、纪登奎上车汇报情况，主席再次强调：
“纪登奎同志要尽快来北京工作！”
图|纪登奎
纪登奎谦虚地说：
“我能力低，水平差，去中央工作更不行。”
“这样，我觉得你可以两头跑，一半的时间在北京，一半的时间在河南。北京的工作比较难，在北京工作时间不能太长，就当打个短工吧！”
他只好答应下来。
他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主要工作是抓农业问题。当时的中国，虽然工业有所发展，但还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他肩膀上的担子并不轻。不过，他毕竟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的，对农业方面非常熟悉，做这方面的工作对他来说手到擒来。
四、建设大寨县
1968年8月，中共山西昔阳县委第一个提出要建立大寨县的口号。县委召开誓师大会，庄严宣告：
“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县大搞农田开垦，新开拓农田8万多亩，扩大灌溉面积3.1万多亩。
1969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1.67亿公斤之多，比1966年的8000万斤翻了一番。到1970年，昔阳县粮食总产量突破2亿斤，平均亩产542斤。这对当时粮食紧缺的北方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示范。
中央十分看重昔阳县的这番成绩，决定在昔阳召开一次“北方农业会议”，会议代表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等14个省市。
会议由纪登奎全权负责，他的任务就是要考虑好这个会要怎么开，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接到任务的他，立刻带人赶到昔阳县考察，为大会的召开积累素材。
原昔阳县委书记陈永贵已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对纪登奎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8月9日下午，陈永贵和山西省领导陪同纪登奎，在当地转了一圈，随后上了虎头山。
纪登奎看着生机勃勃的庄稼，对他们说：
“看样子，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有可能打破粮食产量的记录啊！”
他操着山西口音和他们边走边聊，从路边的玉米，聊到化肥、土壤和谷子的长势。从春天聊到冬天，农业的方方面面无所不谈。
纪登奎对昔阳县最大的印象是，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他想着，同样是一群人，同样是一个国家，并且昔阳县的自然环境，也没有比北方其他地方要好很多。为什么它就可以3年粮食产量翻一番呢？为什么它就能从一个需要靠外运粮的县，迅速转变为一个有余粮的县呢？
经过一番思考，他得出结论：
“是人！关键还是在人！人的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
他叫记者在写学大寨的材料时，要强调人的因素。
后来，他又在昔阳县考察了3天，在这几天里，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发展大计——建设大寨县，在他的头脑中逐渐萌芽。
他很快写完了《在中央北方农业会议上的汇报提纲》（初稿）。
《提纲》指出：
“学习大寨要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要活学活用，不能模式化、教条化。”
8月20日的北方农业大会上，山东组提到：
“同样是一片天，同样是一块地，同样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为什么山西昔阳县能做到，我们山东做不到？”
会议记录报告呈送给毛主席批阅：
“同意！”
8月28日，《人民日报》正式宣布全国第一个农业大寨县建成，同时发表社论：
“昔阳县从一个缺粮县变成一个余粮县，给全国各县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昔阳县能办到的，其他县为什么不行？一年不行，两年不行……四年、五年总是能成的！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人……’”
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
五、晚年辞去党内职务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主动辞去他担任的所有党内职务。
图|邓小平
后来，邓小平找他谈话，要他继续为国家做一些工作。
于是，中央安排他主管旅游工作。他提出：旅游业是‘无烟工业’，在未来绝对会给国家创收。同时他给出了许多关于旅游业的具体建议。中央赞同他的看法，并在旅游产业上投入不少财政资金。
1982年．纪登奎早年的战友赵紫阳提议，将他安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他谈话，给他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
上任后，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研究的收获很大。
晚年他在评价毛主席时，说：
“毛主席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位人物，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殚精竭虑……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他是寸土不让的，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几场战争都深刻表明了毛主席的战略眼光是独到的、正确的……”
曾经有人问过他：
“你晚年还想做些什么？”
他回答：
“我还想到大学里面去教书，讲讲政治经济学之类的课程。趁我还能动，我还想多看看咱们的国家。”
1988年7月13日21时06分，纪登奎突发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
《人民日报》在报纸上发了一则普通的讣告，这样评价他：
“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