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南京华东军区收到了一封申请书，是后勤生产部递交上来的。这是一封申请恢复使用原名的书信，军区工作人员例行拆开信件，对信件内容进行审核。
申请人是后勤生产部的部长王勋，工作人员接着往下看，当看到原名栏时，审核人员一下来了精神，只见上面写着：毛泽全。
毛泽全
他忍不住思考起来，这个原名叫毛泽全的人究竟是不是毛家人呢？他和毛主席又是什么关系呢？
故事，还要从一场特殊的会面说起。
1954年秋天，毛主席的小院里久违的热闹起来。毛泽全一家坐着车刚从新华门进来，就见毛主席十分热情地走来迎接。
见到自己年迈的婶母，他连忙上前。毛主席一边扶着老太太上台阶，一边忍不住责怪自己的堂弟毛泽全：婶母来到北京怎么不早来告诉我？
毛泽全只是有些拘谨地笑笑，带着自己的妻女跟着主席一起进到院内。院内房梁屋柱都已掉漆，毛主席还如记忆中那般穿着一双旧布鞋，一旁的桌子上摆着本旧书。
这个住所也在无声地昭示着，精神的富足远比物质的富足更有力量。客厅里还有其他人，钱希均、毛远耀及他的爱人，还有一些熟悉的韶山面孔。
一问才得知：原来大家都是听说邹普勋带着乡亲们见到了毛主席，所以托毛泽全向办公厅带了一句话，这才得以聚到一起。
毛主席事务繁忙，匆匆说了几句话，又去处理公事去了，临走前嘱托毛泽全代为招待一二。
他一直到晚饭开始才姗姗来迟，为方便和乡亲们交谈，客厅里摆了两张大桌。一桌大人，一桌小孩，互不打扰。
饭菜皆是当时常见的吃食，没有什么大鱼大肉，唯一算的上荤菜的只有红烧猪肘子。
几个大人在桌上回忆从前一起上学读书的趣事，毛主席甚至还能背得出外公家挂过的对联。
饭后，文家表兄弟拿出从前毛主席用过的书，让在场的大人们传看，里面几乎页页都有做过标注的痕迹。
本是和气的一幕，可临近结束却闹了个不愉快。
一个韶山的老乡亲居然开口向毛主席请求给他在湖南谋职位。
毛主席的脸色当场就黑了下来，但还是很慎重地对那位乡亲说：“安排学习工作这类要求就办不到了。更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去找湖南政府的麻烦！”
另外毛主席还拿毛泽全、毛远耀、钱希均（毛泽民的爱人）等同志做榜样例子，希望大家以后向他们学习：“干革命是依靠组织和自己闯出来的”。
这句话对于毛泽全来说，绝不是空口白话，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践行的行事准则。
毛泽全是与毛主席血脉相连的堂兄弟，两人的家也只隔了二三里的泥路。
可有时阻隔血脉亲情的有时候并不是路，而是更远大的志向。
毛主席在他还是蹒跚学步的婴孩时期就已经外出学习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毛泽全的记忆里并没有堂兄的形象。与他而言，毛主席只是族谱上浅浅的一个名字。
如果不是后来产生的交集，或许毛泽全的一生会是另外一个模样。
湖南韶山
1910到1920年那段时间，国内政治上专制复辟，军阀混战，中国人民的生活可谓是水深火热。在这种背景下，毛泽全的出生也只是单单为家中增加了劳动力。
那个时候的百姓不求大鱼大肉，只要能在地主手下讨得一些粟米活命就已是万幸。
因此毛泽全和当时许多孩子一样，都是在田野里长大的。大人下田干活的时候，就把他放在坝上能看见的地方，让他自己打滚自己摸索。
稍微懂事的时候，毛泽全就已经开始掌握家里大半的农活了，偶尔还会去附近的地主家做点长工，改善一下家中生活。
而他投身到中国共产党当中，也离不开堂哥毛主席两次回乡带给他思想上的启迪。
1925年，毛主席当时因工作过度而患病，经中共中央同意，回到了韶山。
那个时候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一员，在湖南已是颇有影响的青年运动领袖，而毛泽全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毛主席回乡前心里就有了主意：农民是一支可靠的同盟军！
因此在养病的同时，毛主席也不忘深入农民群众的生活当中，找寻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穷苦人民说明：只有推翻剥削农民的“土财主”和“洋财主”，大家才有机会摆脱穷困。
从二月一直到八月，毛主席不畏病痛数月奔走动员，最终取得了“平粜阻禁”谷米斗争的胜利。
韶山农民这才有米可吃，这是毛主席在湖南点的第一把火，鼓舞着更多受到压迫的工农阶级站起来抗争不公平的地主劣绅。
而毛泽全在当时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必定听闻过乡里乡亲对自己这个堂兄的赞许与褒奖。
或许他也曾亲眼看见过毛主席热血激昂的宣传演讲；见过毛主席对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农民的痛斥愤怒；
又或是机智地拦下成胥生想偷运至银田寺的谷子，逼他不得不平价卖粮，免得百姓买不起粮饿死家中。
后来，因为赵恒惕的追捕，毛主席才在乡亲们的掩护下被迫离开韶山去往长沙。但这时渴望投入革命的种子已在少年毛泽全的心中种下。
1927年毛主席回到湖南，去看两年前的“那把火”如今是否已经在百姓心中愈烧愈烈，此时的他是人人尊敬的润之先生。
1月5日清晨，毛主席来到白庙，他一如从前一般打扮质朴，穿着蓝色长袍，脚上依旧是袜子套草鞋。即便身居高位，他也依旧是人民的儿子。
毛泽全站在人群里，望着曾经陌生、但现在已然成为农民群众领导人的毛主席，敬佩的眼光长久地停伫在毛主席身上。
毛主席迎着乡亲们的目光，在白庙铿锵有力地发言：
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好比上楼梯，要一步一步地上；革命好比起屋，要打好基础；我们现在还是登上了第一步楼梯，还是打地基。我们的任务不是打倒几个土豪劣绅，而是推翻整个旧世界！
这些话深深地震撼着会场所有人的心灵，同样也包括当时在韶山特别区农民协会做通讯工作的毛泽全。自此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为党中央、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心。
1938年毛泽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许是因为从小在田野长大，毛泽全后面的工作常常与粮食有关。
“兵马未动，粮食先行”，想要打好仗，打胜仗，做好后方工作是关键所在。
毛泽全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为部队搞粮食供给，保证部队的后勤工作顺利进行。
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党，对部队最大的支持。
毛泽全从来都不是骄奢淫逸的人，他身上有着出身农民的质朴与单纯。
哪怕自己的堂兄是毛主席，他也从不借堂兄的名义胡作非为，有的只是推动自己不断向前的勤奋和努力。
毛主席左侧为毛泽全夫妻，前为毛远慧、毛远玲
毛泽全曾化名王勋为新四军岩寺兵站搞供给，只为了摆脱国民党对岩寺兵站的针对。
即便在1942年与妻子徐寄萍相识，也是一直用王勋这个名字。
后来徐寄萍回忆到当时自己本来在苏中二分区，随后分区与另一个供给部合并，才开始和毛泽全有了接触。
两人成了同事又都是单身，在工作中互生好感，在那情感内敛的年代却不知如何向对方传达自己的心意。
最终还是在上级部门领导人的撮合下才走到一起，并在一年后的春天正式结为夫妻。
毛泽全与他的女儿
看出妻子十分疑惑的表情，不等她开口问，王勋就先解释道：“我这次去见到了毛主席！”
妻子疑惑更甚，你一个后勤部干事怎么就能见到毛主席了呢？她只当是丈夫远远地看了一眼。
于是便一边干着家务活一边对王勋说：“又不是在毛主席跟前说话，至于怎么高兴吗？”
没想到王勋接下来的话直接让徐寄萍惊呆在原地。
“毛主席是我亲堂兄啊！这次他亲自接待了我，我们两人还叙旧了好一会儿呢！“
“我本名是毛泽全啊！王勋是我化名！“
毛泽全与他的女儿
随后毛泽全反应过来，自己所说的信息量太大，妻子可能一时反应不过来。他揽着妻子坐下，与她解释自己化名的原因。
徐寄萍和他共事多年，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人品？听他解释之后，很快就明白了自己丈夫改名的用意。她不怪罪毛泽全，甚至完全理解他的用意。
1952年，毛泽全一家调回北京总后勤部工作。在中秋佳节的下午，毛主席派车来接毛泽全一家一起吃个晚饭。
而毛主席见到自己堂弟这一大家子也十分喜悦，互相打了招呼，就热情地带着毛泽全一家到院里坐。
此时的毛主席依旧穿着朴素，一双旧布鞋穿在脚下，不知见证了多少历史风尘。
毛主席向来为人随和，尤其是家人到来，免不了要问候一下工作和生活。
聊起徐寄萍的家庭情况，得知徐寄萍家里也是革命家庭，毛主席不由称赞到：我党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之后见徐寄萍身子瘦弱，又听她说自己常头痛，毛主席还关心的让她去看看耳朵，还说有时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痛了。
在吃饭时，毛主席想到毛泽全的孩子们还小，主动说添盆炒鸡蛋给娃娃吃。
饭后围坐，毛主席一会儿看看边唱边跳的远玲，一会儿又看着安静坐在沙发上的小远平。
不由得指着小远平的大眼睛说：“看娃娃这明亮的大眼睛，正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以后世界是他们的，有他们钻研的时候呢！”
对于这两个孩子，毛泽全在教导子女的时候也践行着“依靠自己，依靠组织”这一准则。
唯一的儿子远建在16岁就自愿报名参军，回家后告诉母亲自己报了“兰空”。徐寄萍知道他的心思纯粹，儿子不多说自己也不多问。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后来儿子去的是遥远的中苏边境。
作为母亲，徐寄萍是舍不得唯一的儿子去受边疆的苦的。
她坐在傍晚的窗前远望，仿佛看见寒冷且空气稀薄的雪山上，自己儿子小小的背影在山中艰难地行走，身上白雪覆盖，沾湿肩头。
但她一句挽留的话也没有，或许她想儿子志在远方本就是好事，自己又何苦阻拦呢？
而丈夫毛泽全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接到老战友的电话，提议让远建与去西安的队伍的人进行交换，毛泽全说：“他跟平常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呢？人家去了，就让他去吧！”
后面远建在新疆昭苏那边得了阑尾炎，手术后第八天就要求出院回归部队。
有太原来探亲的家长见他面色不好，连营养品也没得吃，回去就来找他们家：“怎么营养品也不给孩子寄？”
直到大雪消融，邮件再次畅通，远建才收到了姐姐们寄来的营养品和一大叠信封。却不知道，他父亲为此生了气：“要他依靠自己嘛！”
对于女儿，这个要求也是从未变过。
当时毛泽全大女儿远慧在北京十一小学上学，放学时她只能看着小轿车和吉普车一辆一辆地接走自己的小伙伴，而自己则是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回家。
有太原来探亲的家长见他面色不好，连营养品也没得吃，回去就来找他们家：“怎么营养品也不给孩子寄？”
直到大雪消融，邮件再次畅通，远建才收到了姐姐们寄来的营养品和一大叠信封。却不知道，他父亲为此生了气：“要他依靠自己嘛！”
对于女儿，这个要求也是从未变过。
当时毛泽全大女儿远慧在北京十一小学上学，放学时她只能看着小轿车和吉普车一辆一辆地接走自己的小伙伴，而自己则是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回家。
他们来自于群众，也能无声无息地融入到群众当中去，他们不给自己戴高帽，因为认定自己就是普通人。
因为工作的原因，毛泽全在1957年被调到内蒙古集宁办事处工作，体谅毛主席每天事务繁忙，临别前并没有去打扰。
这正应了那句话，真正的离别是悄无声息的。
毛主席后来接到来自集宁的信件后，才晓得自己的那个堂弟早就搬去内蒙古工作了。
毛泽全信里告诉毛主席，希望寄来一张主席的全家福照片，可以在遥远的内蒙古聊表思念，但可惜的是毛主席后来并没有拍全家的合影。
后来，毛泽全收到的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的回复：希望毛泽全同志一家在新的单位好好工作，随信寄来的还有毛主席在湖边垂柳的照片。
一张薄薄的照片，承载的是亲人的想念与美好的盼望。但谁也没有想到，后来虽然多次回到北京，但始终没有机会再像之前那样清闲地聊聊天，问候几句了。
1956年那次见面竟然是两家人最后一次相聚。此后，毛泽全一家也只能通过报道和别人的会议文章来了解毛主席之后的大概生活情况。
1976年，毛主席长辞于世。
毛泽全先是向北京军区请示，然后同李敏联系。这才得以能在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毛泽全看着自己的堂兄躺在松柏丛中，容貌不改但已是阴阳两隔。
此时的他不由得悲痛欲绝，二次晕厥，最后送往301医院救治，休养了一个月才出院。
其他人或许不能理解，但毛泽全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才走上的革命道路，他们不仅是堂兄弟，更是怀抱着理想信仰的战友，如今领路人走了，留下的人难免心情悲痛。
1989年3月7日的下午，毛泽全躺在病床上，留下一句“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后，也与世长辞了。
远在北京的侄女李敏，为这位只见了几面的堂叔送来了花圈以表哀思，她或许也窥见出这个一生要强的堂叔对自己父亲，对党对国家的赤胆忠心。
而毛主席“依靠组织，依靠自己”的意志也由毛泽全传给了下一代毛家人。这种意志的传承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和发扬，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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