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1913年9月7日摄于桂林狱中。)
1921年12月，辛亥革命十周年之际，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大本营，准备出师北伐。大军北上之际，孙中山做了一件极富象征意义的大事，在桂林丽泽门外为八年前在此就义的湘籍革命志士蒋翊武建立纪念碑，并亲笔题写“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碑文，同时命大本营文官长胡汉民负责撰写碑文：
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昭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
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 胡汉民谨记
纪念碑落成仪式当天，整个桂林街头打扫整洁一新。大约上午10点，孙中山率大本营全体文武官及机关团体代表齐集郦泽门外，举行庄重盛大的揭碑幕典礼。军乐齐奏、礼炮齐鸣中，孙中山走到碑前，双手将罩在碑身的红绸揭开，又率同全场向纪念碑行三鞠躬礼。一时旌旗猎猎，观者如堵，不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从1911年到1921年，十年间历经英雄流血、鼠辈弄权、袁贼窃囯、军阀割据，革命党人终于再整武装，准备重拾河山。此时此际，为辛亥首义元勋蒋翊武勒石树名，一方面披沙见金识得真英雄，另一方面回望初心开创新局面，无疑是北伐前的一次精神总动员。
就义碑高约5米，用精白石制成，碑分四面，正面为孙中山亲笔题写的“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背后三面为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撰写的碑文，言简意赅，书法劲秀。
纵观辛亥时期的历史人物，够得着“革命元勋”的不乏其人，但由孙中山勒石立碑誉为“开国元勋”的，仅有蒋翊武一人。在众多的辛亥人物中，为什么仅有蒋翊武受到孙中山“开国元勋”的正式评价呢?从胡汉民受孙中山委托撰写的碑文中，不难发现其中的缘由。
碑文开头作出的“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评价，精辟地概括蒋翊武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历史功绩和革命精神，为孙中山的“开国元勋”题词作了很好的注脚。
蒋翊武之所以被孙中山誉为“开国元勋”，首先是因为在推翻清王朝的武昌首义中“公功为冠”，对辛亥革命的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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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9月9日，蒋翊武英勇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图为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
1909年以前，蒋翊武主要从事发动会党进行武装起义的工作。1904年在常德负责筹备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1905年又受会党领袖马福益之邀参加洪江起义的筹备工作。1906年作为同盟会早期会员参加了在长沙水陆洲举行的萍浏醴起义的首次筹备工作会议，不久后返回上海，以其参与创办的《竞业旬报》社作为革命联络机关。起义爆发后，作为同盟会上海机关部主要成员，曾两次发动沪宁地区的会党响应起义。
1909年秋，经过长期反思后的蒋翊武，放弃了发动会党举事的做法，赴武昌投奔新军开展策反工作。由于之前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所以蒋翊武逐渐成长为武昌新军中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人。1911年1月，蒋翊武发起成立文学社，以研究文学做掩护，在新军中大力发展革命势力。在蒋翊武之前，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就吸取以往的教训，只发展士兵，不发展军官，但未形成有效的机制。蒋翊武创立士兵代表制度，在新军的标、营、连三级设置士兵代表，负责联络和发动，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因此，不到半年时间，湖北新军中1/3的士兵都成为文学社成员。其后，文学社与新军中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联合，蒋翊武被推举为民军总司令和起义总指挥。以士兵代表制度为基础，蒋翊武组织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
1911年10月9日下午5时，蒋翊武下达了当夜12点起义命令。不幸的是，起义总指挥部在大约当夜10点的时候遭到军警破坏，蒋翊武被执后借机逃了出来。在群龙无所的危机时刻，由于有士兵代表制度作为制度保障，新军第30标的彭纪麟、王文锦、王耀东、陈佐黄等革命党人，以士兵代表制度为依托，根据蒋翊武下达的起义命令，自觉组建临时应急指挥中心，再接再励地推动武昌首义的成功爆发。没有武昌首义，就没有推翻清王朝的成功;没有士兵代表制度，就没有武昌首义的成功，而其中蒋翊武贡献最大。
武昌首义爆发后，清政府调动北洋新军前来镇压。在武汉三镇保卫战中，蒋翊武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尤其在汉阳失守后，处于清军炮火威胁之下的武昌人心惶惶，四散逃难的市民在出城时因踩踏出现伤亡。危急时刻，蒋翊武被推举为湖北民军护理总司令。由于用兵有方，布防严密，清军未敢轻举妄动，取得了“守危城，却强敌”的胜利，为赢得全国的响应并最终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翊武之所以被孙中山誉为“开国元勋”，另一方面是因为蒋翊武“笃志革命”的精神在革命党人中表现得极其突出，是真正义无反顾大公无私的爱国者和革命者。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遇刺身亡，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由此爆发。6月，蒋翊武以同盟会汉口交通部(负责湘、鄂、陕三省党务)部长名义，与季雨霖、熊秉坤等人组织“改进团”，在湖北全省发动反袁倒黎的武装暴动，打响了“二次革命”第一枪。暴动失败后，蒋翊武并未灰心，立刻赶往湖南推动反袁独立。此时，湖南军政府内部主战派和妥协派正围绕是否独立反袁问题发生激烈的争斗，蒋翊武的到来使力量的天平向主战派倾斜。国民党主战派甚至曾一度运作推举蒋翊武为湘督，以推动湖南的独立反袁。其后，湘督谭延闿接受湖南独立，任命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负责具体指挥湖南讨袁的军事行动。由于湖南军政府内部存在的诸多掣肘，蒋翊武领导的湖南反袁军事斗争也很快失败。此时，“二次革命”已经接近尾声，国民党败局已定。蒋翊武仍然不甘心革命失败，于是前往广西，准备策动旧识桂军第一师师长陈炳坤反袁，即胡汉民所撰碑文提到的“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不幸的是，蒋翊武行至广西全州兴安县为袁世凯爪牙秦步衢所执。9月9日，在桂林英勇就义。
(长沙岳麓山古麓山寺下蒋翊武墓。)
从“二次革命”中蒋翊武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袁经历足可以看出，蒋翊武不惧艰难，笃志革命的精神。这种“笃志革命”的精神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革命志士共同的特征，“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孕育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代又一代坚定的革命者。正是在湖湘文化的孕育之下，近代湖南出现了以“一领袖，两元勋”(革命领袖人物黄兴、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护国元勋蔡锷)为典型代表的辛亥革命人物群体，为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做出了卓越贡献。
1923年初，早期同盟会员、辛亥时期著名的对联作家陈荆，根据黄贞元所写的《孤魂记》，写了一篇《蒋翊武就义历略》，请蒋翊武生前的同志好友题词，以资纪念。从这些题记中，可以看到蒋翊武“笃志革命”的精神。蒋翊武在西路师范学堂的同学好友林伯渠在题记中指出，“曩知革命学说而笃行者，翊武而外不过数子”，肯定其初识革命时的坚定。时任北伐讨贼军第二军军长吴剑学，对于“二次革命”中的蒋翊武，作出了“知其依然以拨乱反正为任”的评价。曾担任湖南省都督府秘书长的吕苾筹在题记中指出，“先生当时锐意再举，脱然生死，固无夷险之说介乎中”。
不仅如此，蒋翊武“笃志革命”的精神对后世的影响，还能从这些题记中窥见一斑。时任湘军旅长、后来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革命军第13军军长陈嘉佑，在题记中指出：“窃思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者，翊武之死足有千古，夫复何憾。惟是国是日非，党人自相侵贰，一时权利竞争，意见冲突，几忘民国创业之艰难、前人死事之意志，是用隐忧而，爰书数语以自儆并告同仁。”蒋翊武的这种“笃志革命”的精神与其在武昌首义中卓越贡献一样，是孙中山勒石立碑将其誉为“开国元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 周勇 俟河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