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讨论一个问题：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在我看来，这二者应该互相推动，在特定时势下，英雄顺应历史的潮流出现，而后，又以自身的力量去影响时势，改变历史走向。所以乱世尤其盛产英雄，往远了说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往近了说，有风云迭起的民国时代。
民国时期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将军，他临终遗愿表示自己应当薄葬，但他去世后，时人还是坚持为他举办了近代中国的首次正式国葬。将军虽然魂归青山，但英雄之名，后人永志不忘。
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那天，湖南邵阳一户贫寒人家添丁，取名蔡艮寅。相比“蔡艮寅”这个原名，他后来的名字“蔡锷”更无人不晓，所谓“锷”，本意就是刀剑的刃，人如其名，蔡锷就像带着使命的一把天铸长剑，劈开了晚清民初压在四万万国民头上的混沌黑暗。
蔡锷少年时期曾经师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思想上受他们影响。1990年，18岁的蔡锷随湖南浏阳人唐才常参与长江沿岸反清自立军起义，他一腔少年热血要为国挥洒，但这次的起义并不成熟，很快失败。蔡锷改名，去了日本继续深造，因为当时流行“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
在日本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蔡锷表现十分出色，他与后来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钱学森岳父）、近代民主革命家张孝准（后来掩护蔡锷成功逃出袁世凯监视，帮其返回云南）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晚清时期的中国掀起了一股编练新军救国护民的热潮，蔡锷赞同练军，但他认为光有新军还不够，还要有国魂。
1904年，蔡锷毕业后迅速回了积贫积弱的祖国，作为新式人才，他被各省督抚“争抢”，辗转江西、老家湖南、广西、云南，组织练兵。蔡锷在广西各军校做了5年的校长，后来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就当过蔡锷学生，他印象中的蔡锷就像神明，不仅自身出众，对学生也要求严格，得到所有人的敬重。
有人以为蔡锷是云南人，其实不是，只是蔡锷和云南的确缘分很深，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蔡锷调去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当时的清朝已经走到了末路，暗中策划兵变推翻封建统治的进步人士数不胜数，蔡锷在日本时虽没有加入同盟会，却早已给出了自己的态度，他表示一旦起事，自己将竭尽所能给予支持。
君子一诺千金，当年10月份湖北武昌起义爆发，腐朽的清廷震惊不已，蔡锷当机立断在云南响应，攻占云贵总督署，建立起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并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很快，清朝在云南的封建统治不复存在了，在蔡锷力主整顿弊政、发展经济教育、更新人事后，云南焕发了全新的生机，然而蔡锷在云南，却引起了袁世凯的忌惮。
1913年，袁世凯找理由把蔡锷调去北京，明面上是重用实际却处处监视他，蔡锷本以为袁世凯有长远眼光，能支持他完成组建一支强大新军护国的梦想，不料袁世凯其人私欲一天天膨胀，甚至准备开历史倒车复辟帝制，蔡锷震惊之余也失望万分，决定逃离袁世凯以谋求对策。
为此他表面流连风月，与侠女小凤仙日夜相处，打消了袁的部分戒心，找准时机逃去日本后辗转回到云南。当时许多人对袁的所为都愤慨不已，但手上没有足够力量，不敢轻易喊讨袁口号，但蔡锷不同，蔡锷不仅有实力，还有决心，据他的老师梁启超后来回忆，蔡锷讨袁前夕将袁世凯比作“王莽”，他说：
“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蔡锷做好了失败即死、绝不亡命逃走的准备，万一成功了呢？他也不想争地盘当什么一方大军阀，这次举义，只为天下大公。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出兵讨伐袁世凯，袁世凯气得立刻就想将他和护国军一网打尽，没想到蔡锷入川后指挥得当，组织反攻以少胜多，北洋军因伤亡过半，无力再战。
在一片讨袁浪潮中，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很快因病去世，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封建帝制在中国复燃的苗头被掐灭。而蔡锷被继任的黎元洪任命为四川督军，虽然帝制崩塌，但若蔡锷继续发挥自身能力，也许后来的历史会有不同。
然而天困英雄未与时，蔡锷此时因喉疾赴日本治疗，不幸病情恶化，1916年11月8日病逝日本，年仅34岁。他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一干将士的抚恤工作。第二年4月，蔡锷将军魂归故土，北洋政府为他在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举行国葬，出殡当日天降大雨，但送葬队伍依然绵延数里不断。
将军英魂归青山，人间哀哭长未止。蔡锷一生虽短暂，却完成了两件大事：响应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地方统治，往全国追求民主共和的燎原烈火里投入一束重要的薪柴；第一个起兵讨伐袁世凯，成功阻止腐朽落后的帝制复辟。
时人祭蔡锷之文所言，满是追思哀叹：“天不欲兴中国，何以生公？天苟欲兴中国，何以死公？......非公无寿，乃国无福；四万万众，同声一哭！”
蔡锷的功绩，毫无疑问可标青史，很多人听说过蔡锷将军的名字，却未必知道他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葬第一人。将军虽已逝去，但其爱国精神和崇高品质却始终激励后人当不忘历史，尤其，不能忘却近代那些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