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明一下，评定“中国当代三十六军事家”就是以“大将资格”为基线展开的。
所评选出的三十六人，除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剩下的十六人，主席、总理和邓公是有元帅资格；李、杨两位是具有大将资格的；另外的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和罗炳辉这十一人，都是英年早逝的。
今天要说的这位开国大将，就是著名的政工大将谭政，虽然他从未指挥过一场战斗，但名列开国大将、三十六军事家之一。
按照很多人的理解，军衔就是依靠军功来划分的；军事家更是依靠战绩来评定的。
但谭大将军从来都没有上过战场指挥过战斗，也从来都没有立下过闻名全军的战功，更谈不上什么战绩，却评上了大将军、成了军事家，偏偏，每提起他的名字，军队中的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心悦诚服。
由此可见，单依靠战功来评判将军的真实水平和贡献，那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谭大将军的独特贡献在哪呢？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笔可抵十万兵！
谭大将军的政工非常厉害，而且善于分析总结，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却对战斗的形势发展掌握得非常准确，写出的文章对我军从上到下各级指战员的指导作用巨大，因此，有人赞他是“以笔杀敌”、“笔扫千军”。
按理说，谭大将军参加革命前也只是个小学教师，为什么对战争的预见性和规律性把握得这么好呢？
原来，谭大将军自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就一直追随在主席左右，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自然成为了此中高手。
谭大将军回忆：自己于1928年2月调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秘书，协助主席起草和整理文稿，主席那篇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就是由他誊正的，抄写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很密。一共写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
谭大将军还清楚地记得，报告是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把文件卷在伞把子里面带走的。
除了《井冈山的斗争》之外，其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等等，谭大将军也都有誊抄之功。
这种誊抄工作虽然很累，但在其中学习到的东西，却是很多人几辈子也学不到的。
谭大将军用主席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调查研究，于1929年11月总结了红军初创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参加起草了在红军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古田会议，并作记录。
这之后，我军每打一仗，他都及时总结，坚持每月写出书面的《月终政治工作报告》。
而且，每逢战前，他都组织政工人员和宣传员做好战前动员，鼓舞士气。
在红12军入闽的漳州等战役，回师江西后进行的南雄、水口、宜黄、乐安、南丰等战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等战争的战前和战后，都活跃着谭大将军的身影。
像《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战斗报告都是在这样艰苦紧张的背景下诞生的。
长征路上，谭大将军写的《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的通讯刊登在《红星》报上，像给全军上下注了一支强心剂，战士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到了延安，谭大将军在窑洞里、油灯下，不断笔耕总结，撰写了大量研究报告、文章和专著，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成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财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3月，谭大将军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的报告，得到主席及众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和重视，并加按语转发全军。
1937年10月，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谭大将军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实际上，延安时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谭大将军主持。重大决策，要做出决定，发出指示，也都是由他主持起草或亲自起草，王稼祥审定，最后由主席签发。
1943年春，谭大将军组织起草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
1944年4月，谭大将军受党中央的委托，在主席的耳提面命下，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被誉为“建军里程碑”的报告，后来列为党的整风文件，长期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南。叶剑英曾评价说：“这个报告，“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
1946年01月，谭大将军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协助政委罗荣桓领导部队政治工作。
关于谭大将军和罗荣桓元帅的友情，这里简单说上几句。
1929年10月，罗荣桓作为第3纵队的党代表参加攻打广东梅州战斗，部队撤出梅州市区梅城时，他不幸中弹，身受重伤，正是谭大将军冒着枪林弹雨把他罗荣桓背下了火线。
经过这次患难与共的战斗，两人情谊更加深厚，经常一起配合工作，协同作战。
谭大将军很早就与陈赓大将的妹妹陈秋葵成亲了。但陈秋葵身体不好，在谭大将军参加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谭大将军是个重感情的人，情郁于中，多年未有续弦。
到了延安，罗荣桓一直想给谭大将军物色个对象，求助于夫人林月琴。
在罗荣桓夫妻的努力下，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女战士王长德成了谭大将军的革命伴侣。
补充一下，1955年授衔时，王长德也被授予大校，为十位开国大将的夫人中军衔最高的人。
1948年8月14日，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谭大将军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当时，担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的是刘亚楼（刘亚楼在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授上将军衔），部队每向中央军委和主席发电报，都以“林罗谭刘”的名义签发。刘亚楼不乐意，说：“什么林罗谭刘，应该是林罗刘谭！”谭大将军丝毫没有计较，指示发报员以后就按照刘亚楼的意思发电。再到最后，他干脆就把自己的名字给省略掉了，将“林罗刘谭”改为了“林罗刘”。
时任八纵司令员的黄永胜揶揄他说：“政治部主任放在参谋长后面说得通，但也不能没有政治部主任啊！”谭大将军淡然一笑，说：“没听说过将相和的故事吗？”
1948年12月7日，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入关，谭大将军起草了《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指示，12月12日，又起草发出《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
平津战役中，谭大将军亲自主持制定了《入城须知》、《约法八章》等规定，下发部队执行。
攻克天津后，谭大将军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亲自检查了部队在天津执行政策纪律情况，并向中央写了《关于攻津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战后情况》的报告，中央军委将此报告批转(用电报)各野战军。
1954年以后，谭大将军任总政主任、副主任十多年，勤奋敬业，成为了政治工作者的光辉楷模。
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谭大将军作了《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重点提出了如何正确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问题。同年11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的报告，得到彭德怀的赞扬，并印发小册子促进部队建设。
不难看出，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其根本之处就在于政治建军，以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来保证实现其所追求的军事目标。
谭大将军作为我军建军过程中从事政治工作资历最深、时间最长的领导者之一，能获得大将军衔，那是实至名归。
谭大将军80寿辰时，徐向前元帅给他的贺信中称：“您对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迹，是永不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