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时候，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1军特务队被编入中央保卫局，担任中央的内卫任务，主要工作是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站岗。当时，我担任特务队的班长。
一天，队长周礼富把我叫到窑洞里，表情严肃地对我说：“交给你一项重要的紧急任务，带领你班和其他班的战士到红军大学二科把许世友抓起来。”听到这，我大吃一惊。众所周知，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赫赫有名的战将，曾担任过师长、红四方面军的军长等职。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将领，为什么要被抓起来呢？虽然有所疑问，但是我还是执行了党中央的命令，在保卫局的指挥下，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多名军师级干部都被抓了起来。
原来，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许世友受命到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参加清算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斗争。对张国焘的批判，中央严格地把握政策方针，把张国焘犯的错误与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分开来。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和献身精神表示肯定。对于中央的方针政策，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干部都表示理解，并参加了揭批张国焘的错误的斗争。可是在揭批过程中，时有上纲上线的情况发生，出现了偏差行为和过火的言词，不仅牵连到整个红四方面军，还牵涉到了许世友将军。为此，性情刚烈的许世友经常放“横炮”，为红四方面的将士辩解。他也感到很窝火，所以当他听到要枪决张国焘、周纯全等人的谣传后，认为自己作为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自然逃脱不了干系，难保不被枪决，一气之下，他捂着胸口，口中喷出一口口殷红的鲜血。
许世友被送进医院后，原来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军、师、团干部没有一个不担心的，他们都感觉到无路可走了，于是就相约来到医院和许世友商量该怎么办？病中的许世友十分悲观，最后他作出了一个十分符合他个性的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许世友坚定地对战友们说：“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一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我们到四川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许世友他们还决定4月4日夜里行动。
就在许世友等人准备出走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来答应一起走的、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当军长时的政委王建安突然决定不走了。他还将许世友他们要出走的事情向党中央做了汇报，接下来就发生了队长向我布置任务的一幕。
4月3日下午四时，我带领特务队几名战士奉命去红军大学抓捕许世友。抓捕前，保卫局要求我们抓捕许世友的时候都不准带枪，因此我们都没有带武器。许世友见到我带领战士进来的时候，立刻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他一脸怒气，看得出来，他可能很想施展他的拳脚功夫进行反击，但当看到来的都是红军的小战士时，就尽力地控制住了自己，收回了拳头，而后飞速地一个转身鱼跃，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见到这样的情景，我马上命令战士爬上墙。许世友站在房顶大喊一声：“有种的敢上来，谁上来就扫倒谁。”一身功夫的许世友飞檐走壁，我们根本追不上他，更别提抓住他了。僵持了一会儿，许世友可能是觉得他这个大将军呆在房顶有失颜面，于是飞身下房，立即被我们五花大绑带到了保卫局。
许世友被捕后，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法庭，由董必武负责，很快就把“许世友事件”基本查清了。可是在对人的处理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案：有人主张枪决，以消除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应慎重处理。几个在毛主席身边的教条主义者趁机煽风点火，企图将事情闹大。毛泽东听完案情介绍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受身边人态度的影响。他认为，“许世友事件”绝非他个人的问题，是反对“张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问题，他决定亲自过问，予以改正。这天天还没亮，毛泽东就来到了红军大学，他叫值班员带路，前往关押许世友的地方。许世友看到了毛泽东，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我担心出事，所以命令战士们将他按倒在地。毛泽东看到许世友正在气头上，就没有坚持再谈下去，而是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叫我们不要为难他后就走了。
由于康生等人插手“许世友事件”，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起草了有关许世友反党、反毛主席的言行录及处理意见，并在公文上盖上钢印造成既成事实。一天上午，康生来到许世友关押处，对他说：“这是正式文件，你签字吧。”许世友接过文件扫了一眼，怒气冲天地说：“杀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许世友打了上千次仗，没有一次想活着回来。今天要我死，我没有别的要求，临行前我想与毛主席见一面，当面与他理论理论。”他还说：“这话不报知毛主席，休想让我许世友签字！”
毛泽东听说了许世友的话后，立刻让人转告康生：“快去叫许世友，我要见他。”许世友得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心想：主席要见我，看来并没有杀我的意思，这里面大有文章。他不慌不忙地说：“既然主席给我面子，我很领情，我许世友乃军人出身，能否让我带枪去见毛主席？”这话一出口，立即把我们警卫人员惊出了一身冷汗。有人提出许世友这个人太野，决不能同意他的无理要求，万万不能让他带枪去见主席。
毛泽东后来知道了许世友的这个要求，他对康生说：“请你立即转告许世友，可以让他带枪来。再加一条，还允许子弹上膛，你们怕死，我们可不怕死！”康生只好硬着头皮将毛泽东的指示转达给许世友，并令我们警卫战士取来许世友的驳壳枪和子弹一起交给了他。许世友接过驳壳枪，他的手竟发起了抖。其实，他出这个难题本想试探一下，如果主席不答应，说明一定有鬼；如果答应了，说明主席光明磊落。如今，主席不仅同意他带枪，还允许他子弹上膛，这让许世友完全明白了其中的意义。临出发前，许世友把子弹推进了枪膛。
看到许世友上子弹的举动，站在一旁的康生不无威胁地警告说：“请你对主席的安全负责！”我们警卫人员也都捏着一把汗，这次面见主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许世友用藐视的目光扫了一眼康生，没有说话，顺手就将已经上了膛的驳壳枪插入腰间，大步走出了门外。
与此同时，罗瑞卿接到了康生打来的电话，知道了许世友带枪面见毛主席的事情，顿感问题的严重。罗瑞卿对许世友的暴烈脾气十分了解，而对他的案情也清楚。这次许世友提出带枪去见主席，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负责中央首长安全的罗瑞卿感到压力重重，为了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安全，他决定在主席的办公室内外加强警戒，以防不测。
一辆日式的吉普车把许世友送到瓦窑堡村头。下了车，许世友发现毛泽东办公室所在院落内外的哨兵荷枪实弹，排列两行，气氛不一般。他心想：你们把我许世友当成什么人了？你们把枪口对向我，我把枪口对向谁？许世友也把枪从腰间拔了出来，握在右手。这样剑拔弩张的局面，令所有在场的人都不敢大声出气，生怕有一点动静惊动了一方。
许世友在两旁全副武装的哨兵的注视下缓缓向毛主席办公室走去，脸上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毛泽东已经端坐在办公桌前，他点燃了一支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神情自若，这时许世友来到了办公室门前。
“报告主席，许师长到。”警卫员立正向毛主席行军礼。
“请他进来。”毛泽东平和地说。
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许世友心如潮涌，他一进屋就扑通一声跪在了毛泽东的面前，双手将驳壳枪高举，动情地说：“主席，他们缴我的枪我不给，我把枪交给你！这枪凝聚着我对革命的忠贞，一千多个蒋军和土豪成了这枪下之鬼，我丝毫没有谋杀你之心，只是有我对您的歉意，请您把兵退下去，不然是对我许世友的齐天之辱！”许世友说完，泪如泉涌，随后低下了头。
毛泽东听完他的话，站起来上前接过许世友的枪，继而把他扶了起来。他命令罗瑞卿立即将卫兵撤掉，并对许世友说：“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党的干部，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区别开来，与你们没有关系。你打了许多胜仗，为人民立了大功，也吃了不少苦，我向你们表示敬意！”许世友忙说：“主席，我就听您这句话哩！”毛泽东又说：“你不要背上思想包袱，中央相信你，我毛泽东也相信你，你和一些人想回四川去，这是批判张国焘错误扩大化造成的，不是搞什么反革命集团，也不是造反。”听了毛泽东的话，许世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贮藏已久的委屈倾泻而出。后来，毛泽东又对许世友讲了加强党内团结和党的新形势新任务，讲完后还把枪还给了许世友。许世友双手接过心爱的手枪，向毛泽东发誓说：“我许世友为穷人打天下，今后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
这件事情过后，许世友对毛泽东愈发崇敬，两个人的交情日益深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许世友屡建奇功，深受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先后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及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等职。
毛泽东逝世后，许世友悲痛异常，曾再次带枪进入人民大会堂吊唁。这件事同上次一样震惊了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