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濯(1920年-1991年)，湖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现代作家。原名毛季常，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人。
康濯，原名毛季常，湖南汨罗人，生于1920年，中学时参加长沙省立高中的文学研究会，经常在校办刊物和《通俗报》上发表洋溢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散文和小说。1937年鼓动《湘阴民报》增办《文艺副刊》，率先发表散文《故乡琐记》。1938年奔赴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第一期学员。抗日战争期间先后编辑《文化导报》，主编《工人日报》《时代青年》。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我的两家房东》在当时影响很大。郭沫若誉之为“可以说已达到完善的地步”。1949年，在北京参与筹备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任全国文联研究室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员。1954年任《文艺报》常务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创作委员会主任。虽已离开农村，但他每年坚持下乡深入生活，写了大量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以长篇小说《东方红》最负盛名。
20世纪60年代初，湖南文坛比较沉寂，而周边各省文坛却相当活跃。湖南虽然有著名作家周立波、蒋牧良分别担任省文联主席、副主席，但这实际上是荣誉职务，他们人在北京，对湖南文坛的影响自是鞭长莫及。
1962年秋，毛泽东主席指示，湖南文坛时下很不景气，没有一个扛大旗的作家，湖南那么多名家为什么不回去几个，把湖南撑起来?于是，无论资历名望还是所作文章，在全国都是一流的湖南籍作家周立波、康濯、蒋牧良、柯蓝四人回到湖南。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指示新上任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给回湖南来的作家创造一个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张平化当即表态：作家们回湘后，分别享受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待遇。
康濯回到长沙后，担任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主持省文联日常事务行政工作。从此湖南文坛呈现勃勃生机。1966年，康濯被列为“写中间人物”的作家代表受到错误批判。1978年以后，康濯复出，成了湖南省文艺界的领军人物，湖南文学界随后涌现出一批实力作家，如谢璞、王以平、谭士珍、谭谈、孙健忠、萧育轩、古华、叶蔚林、莫应丰、张扬、韩少功等;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和《将军吟》，两部作品的作者古华、莫应丰都曾受到康濯的教益。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康濯等4位大作家返湘后的影响和努力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末，康濯又调到北京任专业作家，并成为中国作协的领导人之一，1991年去世时，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萧育轩撰文称赞康濯为“一代文学宗师”。
康濯在50余年创作生涯中，共写有33部作品，计300余万字，部分作品先后被译成日、英、法、俄等文字出版，尤以《水滴石穿》在國外影响深远。
作品《腊梅花》、《灾难的明天》、《抽地》等反映边区人民抗日斗争的短篇小说。公务虽繁，仍坚持创作,写有《初春》、《春种秋收》、《工人张飞虎》、《明暗约》等短篇小说。尤其是以歌颂农村妇女反对封建争取自由的《我的两家房东》等小说，具有广泛的影响,郭沫若誉之为"可以说已达到完善的地步"。 他战胜病魔,迸发出更强烈的创作热情,写出反映民族性格与社会现实的《洞庭湖神话》、《十一年一聚》。著有描述农村斗争的长篇小说《水滴石穿》、《东方红》,短篇小说《冬天里的早晨》、《公社秧苗》、《代理书记》等。写了《我在乡下》、《买牛记》、《第一个新年》、《前进》、《正月新春》等短篇小说。其间写作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收入其《创作漫步》论文集。在50余年创作生涯中,共写有33部作品,计300余万字,部分作品先后被译成日、英、法、俄等外文版。尤以《水滴石穿》在国外影响深远。
其在1958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最为出名，该通讯除了全面介绍了徐水全民皆兵、公社化、供给制、吃公共食堂等经验，还宣布了徐水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小麦亩产12万斤，白菜一棵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山药亩产120万斤……
1987年4月，他回汨罗红花乡毛家河寻祖，赋诗云:"四渴诗魂屈子祠，重瞻故里粥时居，毛家河上寻根处，不尽丰饶不尽诗。"并向汨罗市图书馆赠书6000[1] 余册。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现代作家、杰出的文学工作组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