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湖南人才辈出，即以外交官而论，除著名的曾纪泽、郭嵩焘以外，邹代钧、王之春二位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邹代钧：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眼光观察和研究世界
邹代钧画像
邹代钧(1854-1908)，字甄白、沅帆，湖南新化(今属隆回)人。出身于一个精研地理学的文化世家，受家学渊源的影响，自幼喜爱地理学，对疆域沿革、地图测绘尤为注意。他认识到地理学、地图测绘与政治、军事、经济密切相关：“切于经世之用者，莫史家地理若，要以今地为主，而钩通历来疆域战争漕运及水道迁移等事。至于测天定度、测地定位、准率成图，亦与政治、兵事、实业有最切之关系”(《邹氏地学源流记》第50页，亚新学社1946年版)。因此出国之前就已对传统的舆地之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清光绪十二年(1886)，刘瑞芬奉命出使英、俄两国，曾纪泽推荐邹代钧为随员同行。使团二月十二日坐船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新加坡、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至法国马赛下船，至三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邹代钧著有《西征纪程》一书，即记沿途国家的历史、沿革、方位、气候、物产、风俗、民情、山川、海洋、岛屿、时政等。书凡四卷，有光绪二十三年湖南新学书局刊本。
《西征纪程》的最大价值，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眼光观察和研究世界，从而使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说《西征纪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科学的地理著作，并不为过。
《西征纪程》介绍了西方新的地理学说。如光绪十二年三月初三日记，对珊瑚及珊瑚礁的形成是如此解释的：
西方地理学家考两群岛石质皆珊瑚结成。其说谓珊瑚乃水中小虫所造之窠，虫小不能辨视，其体柔软。石之久沉水底销化为灰者，虫借之作窠，中留小孔自容，从孔伸出吸取食物。生长繁盛，新窠从旧窠加长，新虫生旧虫死，生长不已。成珊瑚如树形，愈长愈大，久之为泥沙填渍，则为岛。出水即不加高，以虫离水则死也。或低于水面百七八十尺处，其虫亦死，于是水中礁石亦有珊瑚所成。其岛状或正圆，或椭圆，或周他岛之四外如圈然。澳大利亚之东北太平洋中有珊瑚群岛，连属三千馀里，为最广。
不仅通俗易懂，而且生动有趣，俨然是篇科普小品。
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记，不仅解释了飓风的成因、规律，而且指出可以因势利导，利用飓风加快船的行驶速度：
西人考其风信，自二月至七月为西南恒风，八月至正月为东北恒风，飓风即从而生焉。飓风者，旋风也，悍怒飚疾。行舟者若误入风之中心，即巨舰亦随之而没。惟其起有时，其行有路，旋转之势恒与太阳方向相反。西人熟知其性，辄因势用之，非但不害，且可借作顺风以增船行速率。如孟加拉海当西南恒风时，三月与六月无飓风，十月与七月各一次，五月四次，四月十次，为最多，共十六次;当东北恒风时，八月与正月无飓风，十一、十二两月各一次，十月八次，九月十一次，为最多，共二十一次。而阿剌伯海之飓风，则在三月、五月、十月、十一月。
光绪十二年三月五日记，介绍西方地理学家关于海洋最深处和山最高处的发现成就：“西方地学家尝遍测大海，其最深处在南大西洋，当赤道南三十六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一百五十三度三十二分，计深四万六千二百三十六英尺，约合中度二十五六里。考地面之山，以希玛纳雅(指喜马拉雅山)之伊菲利斯为最高，高于海面二万九千又二英尺，山海比较，山之高尚不及海之深万馀尺也”。
《西征纪程》纠正了以往中国典籍中关于域外地理等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徐继畬《瀛寰志略》说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即《元史》中的“马八尔”，努比亚即《元史》中的“俱蓝”;魏源《海国图志》则说“马八尔”即今埃及，“俱蓝”即今埃塞俄比亚。邹代钧指出两人都错了。因为《元史》记载杨庭壁前往招抚“俱蓝”，从泉州出发，海上航行三月到达锡兰，阻风乏粮，舟人劝往“马八尔国”，或许可从陆路到达“俱蓝”。而锡兰距离非洲“洋面殆万里，岂阻风乏粮所能达?”以埃及、埃塞俄比亚为“马八尔者，不辨而知其难信”。而印度马德拉斯邦有地名“马拉巴尔”，“南至锡兰仅隔海港，又与马八尔声近，则当日阻风乏粮渡此假道似为近之。由此推之，则俱蓝亦当在南印度”。邹代钧的考证和推理令人信服。
邹代钧的地理研究，常常从军事角度出发，提出精辟见解。如关于长江防务，“近世言江防者，咸以江阴为重地。然明险则在江阴，隐险实在狼山渡与东沙耳。”他提出要在长江设置三条防线，“要之防寇之道，与其防之于堂奥之间，不如防之于门庭之外。若至江阴，则入门庭，而及堂奥矣”。他进一步提出，要加强舟山群岛的防御，倘若“舟山不守，无论甬江之藩篱尽撤，即长江之屏蔽亦空。海疆有事，舟山实为吴越重镇”。
关于海防，他指出“凡防海之道，固重守口，而口外岛屿，尤不可忽。若平时漫不经略，视为荒秽，一旦为敌人所据，进则尽攻击之长，退则收停泊之利。大阿之柄，未免授人，似防海者所宜知也”。
作者的地理学功底非常扎实，除旁征博引中国典籍外，书中常有“考西人古地图”“爰取法兰西人所作新图”“余尝见德意志人所作南洋群岛图”的记载，说明作者的外语水平和地图知识实属了得。
时人评论说：“彼时吾国人至欧美，能留意学问，殆惟邹君一人”(汪康年《汪穰卿先生笔记》第3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未免有所夸大，但如在“学问”之前加上“地理、地图”限定词，则名符其实。
邹代钧对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贡献巨大。1895年，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地理学最早组织—舆地学会，专门研究中国和世界各国地图，集资编绘中外地图。1903年他主编的《中外舆地全图》出版，是我国最早的教学地图集，该地图集已具有近代地图集的特点，也是当时我国较先进的一册世界地图集。
邹代钧存世的地理著作有40种，其中世界地理著作26种，中国地理著作14种，堪称中国近代地理学的集大成者。除《西征纪程》外，他的《中俄界记》是根据随曾纪泽勘探中俄边界的亲身经历，加上广为搜集中外图集，融合新旧约章而写成，为1888年中俄边界谈判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