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由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办，中共常德市鼎城区委员会、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政府承办，中共常德市鼎城区委党史办、常德市鼎城区赵必振研究会协办的首届赵必振学术研讨会在常德举行。会务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篇论文，作者中间既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又有来自各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还有研究生、本科生以及赵必振先生的后人，这些论文集中论证了“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赵必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赵必振，字曰生，号星庵，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人。赵必振先人虽然为官为宦，但以书香传家。先祖赵慎畛清嘉庆年间进士，历任广西巡抚、闽浙、云贵总督；高祖赵光，清咸丰、同治年间刑部尚书、书法家；父亲赵夑和，在广东、广西任职，官至知府，死于广西怀集知县任上。必振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扶父亲灵柩还乡，就读于常德德山书院，受康有为影响较深。戊戌变法前夕，参加院试，补博士弟子员。
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废除。他目睹国事日非，心中悲愤，于是与邑人何来保等结“寒社”，日事吟咏。光绪二十六年，与何来保组织常德“自立军”，谋应唐才常起义，事泄，化装逃往桂林，经姐丈介绍，加入广西圣学会。不久，清廷通缉令至广西，乃由圣学会友人龙赞侯帮助，经澳门流亡日本。到日本后，任《清议报》、《新民丛报》校对、编辑，常以“赵振”、“民史氏”笔名撰文，追念“自立会”死难诸同志，揭露清廷腐败政治。与章炳麟、秦力山、陈天华交游密切，并发愤学习日文。
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
民国成立，熊希龄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他随入财政部。不久，熊改任热河都统。他又随往热河，任都统署财政厅长兼国税厅长。任职期间，廉政无私，时人誉为“身为五长，不名一钱”。民国2年，熊希龄去北京组阁，他复入财政部，此后陆续在财政部任职十余年。
民国17年，北京政府解散后，赵必振无意从政，乃应约去民国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主讲“地理沿革”、“公羊春秋”和“三礼”。“九一八”事变后，赵必振回湖南，先加入慈善团体，充任华洋义赈会中国董事、湖南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后从事教育工作，执教孔道、中和国学专修学校。在教学中，大力提倡国学，激励青年爱国热情，并将讲稿编成《国学概论》一书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常德，在常德县中任教。抗战胜利后，已年逾古稀，为生活所迫，仍执教于私立明义中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必振被聘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撰写《自立会纪事史料》、《增补》等书。1956年病逝于长沙，享年84岁。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由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办，中共常德市鼎城区委员会、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政府承办，中共常德市鼎城区委党史办、常德市鼎城区赵必振研究会协办的首届赵必振学术研讨会在常德举行。会务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篇论文，作者中间既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又有来自各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还有研究生、本科生以及赵必振先生的后人，这些论文集中论证了“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赵必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李捷：
赵必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也是在中国翻译社会主义专著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由上海广智书局在1903年出版，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近世社会主义》，对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政党作了系统的介绍，还专门用了一章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称马克思“其议论之精致，为天下所公认”。特别是该书对《资本论》极为推崇，认为“《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究服膺之经典”。对这些论点，译者赵必振显然是赞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赵必振后来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活动，但是，他在中国近代处于黑暗之中、处于探索的苦闷之时，能够自觉地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忠实地译介到中国来，使得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到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功莫大焉。这也可以说是赵必振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机缘。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机缘，他虽然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却能始终站在人民一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作出了当时所能作出的重大贡献，为后世所牢记、所怀念。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蓉：
赵必振通过翻译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更多地中国人了解到《近世社会主义》，这不论是对人们开阔眼界还是丰富知识，都很有意义、功不可没。所以，“蔡元培1920年所说：‘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输入中国……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荣孟源1953年在《新建设》月刊上“推许”赵必振“是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熟悉和了解他的经历、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浴新先生认为，赵必振“亲身参加过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政治行动”。在热河担任财政厅厅长、国税厅厅长等职时，他为官清廉，被人笑话为“身兼五长、不名一钱”。这样的清廉在今天仍然值得敬佩。正是有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传承优秀的文化和思想，才有了涓涓细流汇成的江河大海，才有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中央编译局原巡视员、研究员 李惠斌：
赵必振是个奇迹。他只是在日本待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很好地掌握了日语，而且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翻译写作了30多本书，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内的现代文明思想。这些介绍著作中出现了大量来自日本的新思想和新概念，其在中国上层知识阶层的影响必定是巨大的。两年之后(即1905年)，孙中山、黄兴、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人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并创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这与赵必振著作的影响不可能没有关系。既然中国的救国方略和新思想来自日本，那么，更多的中国有识之士东渡日本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民报》先后发表了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1905年)、廖仲恺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一系列文章，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到1912年施仁荣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在上海《新世界》半月刊杂志上连载，包括廖仲恺1905年应孙中山之倡导翻译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在这10年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播期间，赵必振是开首第一人。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振清：
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中的“今世景象”一文是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论述的中文报刊。梁启超最早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马克思。赵必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系统地翻译了日本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更胜一筹。他在1902年就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翻译成中文，比列宁1916年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早了14年。他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比李大钊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时间上早了16年。很多表达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词语都与日本有一定渊源，伴随着赵必振译著的出版，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被引进中国来，丰富了汉语词汇，为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整理：江一舟 吕俊 金柯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