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华 周教授讲历史 2019-09-09
今天是2019年9月9日。
在我讲的每一堂红色课堂中，我都会讲到毛泽东同志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9月9日。
三个重要的9月9日中，大家都知道的应该是1976年9月9日。
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敬爱的毛主席逝世！
1976年，我才4岁，对什么都不懂的年龄。
听老一辈人说，那一天很多人哭了，开始时小声抽泣，后来是哭成一片，如自己亲人逝去一般，悲伤痛苦。
很多人后来回忆道，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哭的这么伤心，只是知道敬爱的毛主席逝世了。
那是他们对主席的真切情感。
9月9日，似乎与毛主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关系。
1927年9月9日
1927 年9 月6日，部署完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化装成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1904—1931）等人离开安源，前往二百多里以外的铜鼓领导第三团发动起义。
可是，9月9日这天，他们一行到达湖南省浏阳张家坊镇时被当地反动民团以“共产党嫌疑人”逮捕了。
潘心源是当地人，他用当地土话大叫起来：“我们不是共产党，我们是安源煤矿的办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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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叫起来：“我们是安源煤矿的，我们有介绍信。”
团丁看了毛泽东的介绍信，正准备放人，敌团副走了过来，问明缘由，说：“不能放，解绑可以，先押到团部再说。”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毛泽东心急如焚，他知道到了团部就是九死一生。
毛泽东趁乱走到潘心源身边，偷偷问道：“老潘，你身上带了钱没？”
潘心源凑巧带了二十多块银元，还没有被敌人搜走。他偷偷抓了一把（有十几个）塞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接过银元，佯装脚痛，慢吞吞地落在队伍后面。
等与前面队伍拉开一段距离后，毛泽东抓起一把银元塞给押解他的团丁，说：“老总，我真不是共产党，我只是个煤矿采购员。你也太辛苦了，这点钱你拿去买碗茶喝吧。”
那时候的民团是雇佣兵性质，当兵就是为了钱财，而平常搜刮到的钱财，当兵的一个子都分不到，全给当官的捞走了。这个团丁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叫起来，十几个银元自己可一个都得不到。
团丁接过银元，朝旁边的树林里努了努嘴，示意毛泽东可以往那边跑。毛泽东会意，赶快朝树林里跑去。
过了一会儿，那个团丁装模作样大喊: “跑了一个，快来呀，这里跑了一个，快追呀!”
前面的团丁一听，一窝蜂地朝树林追去。
潘心源见敌人进树林里去追毛泽东了，乘机大叫起来：“大家快逃呀。”于是带着其他被捕的群众朝另外一个方向逃去。
敌人顿时乱作一团，因为搜捕人手不够，敌人强迫当地老百姓也加入搜捕队伍。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跑进树林后，敌人就朝我这边追过来了。我跑呀跑呀，在树林里跑了一段距离后，看到山坡下有个大池塘，池塘边的草又高又密，我赶快跳进池塘躲在草丛里，一动不敢动。好几次敌人的搜捕队离我非常近了，他们的脚步声就在我的脑后跟响起。我想完了完了，我再也逃不掉了。我好几次陷入绝望，都已经决定放弃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脚步声就在我脑后跟，可就是没有发现我。后来我想，搜到我身边的应该是当地百姓，他们发现了我，但并没有声张，于是我逃过一劫。
天黑了，敌人放弃了搜寻，毛泽东趁着夜色爬出池塘，鞋子也不知道掉哪里去了，深一脚浅一脚在山路上行走。
因为没穿鞋，脚板都磨烂了，好在在山里遇到了一个叫陈九兴的农民。在陈九兴的帮助之下，毛泽东于9月10日（中秋节）凌晨到达铜鼓境内。
告别陈九兴后，毛泽东到最近的集市用剩余的钱买了一双鞋子、一把雨伞、一些食物。等他到达县城时，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后来斯诺将这段故事写入了《西行漫记》。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被捕，也是唯一一次被捕。
“历史没有假如”，但有时候我们不妨假设一下。
当时的反动团丁谁又知道知道他们抓到的人就是后来开国领袖毛主席？如果知道抓的是个大人物，结局会是什么呢？历史是不是就此改写？
只是，毛主席一直就没放弃，和他后来的人生一样，从来不放弃。
很多人会有种错觉，那就是毛泽东同志一直就是国家高级别领导人，其实并非如此，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同志级别并不高。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总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经验教训的会议上，毛泽东就被开除了候补委员一职。
而到了1928年3月，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宣布时，更是把“开除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成“开除毛泽东中共共产党党员”，连党籍都被开除了。
毛泽东是否就此放弃了？并没有。
相反，他对闹情绪的井冈山同志说：“大家不要胡来，党有党的组织，党有党的纪律，我们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何况，我不是党员就不能干革命了吗？我不是党员一样要干革命呀。”
毛泽东提出的“到农村去”，在当时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大环境下是属于边缘化的思想，在党内并没得到广泛认可。
结果，因为湖南省委“攻打城市”的决策，井冈山遭受“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的惨痛失利，根据地损兵折将，井冈山几乎被毁个干干净净。
但是毛泽东同志没有放弃，他重整旗鼓，继续前行，指挥部队，逐步恢复根据地。
就是到瑞金后被排挤，毛泽东也从来没放弃。
即使自己被边缘化，被剥夺实权，毛泽东也从没放弃正确的革命道路。
长征路上，毛泽东的不放弃终于换来了遵义会议上的认可，得到了革命战友的支持。
从哲学的角度上讲，遵义会议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毛泽东对真理坚定执着的追求最终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形势。
1935年9月9日
1935年6月，历经千辛万苦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终于成功会合。
那时，历经波折突出重围的的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部队只剩1万人左右，而且人困马乏，装备也几乎丢个干干净净。
再看看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有8万余人，而且兵精粮足，气势颇盛！
按说两支部队会合是大好事，力量增大，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然而，比毛泽东小四岁、也是党的“一大”代表的张国焘得知红一方面军人数后，就此走向了和革命道路想违背的另一条路。
周总理后来曾回忆过，张国焘在大概知道红一方面军人数后，脸色马上变了。
张国焘变的不仅仅是脸色，变的更是内心-----红军会师后部队有不到十万的兵力，其中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他的人。
红军不同于旧军阀，红军是革命队伍，革命者不应该利用手中的实力来作为实现自己权力争夺的筹码。
然而，张国焘因为个人私欲膨胀，造成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分裂。
手握重兵，被寄予厚望的张国焘步步紧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顾全大局、维护团结而一再退让，同时毛泽东等同志也一直保持着警惕。
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后依然不满足，他想要的是最高的领袖位置。
很快，张国焘开始利用自己部队数量的绝对优势，在大政方针上不再同大家保持一致，甚至发电报指挥中央，要中央按自己的意志行动，党内形成“南下”和“北上”的两种声音。张国焘想通过“南下”形成自己事实上最高领导的地位。
到后来，张国焘已经露出想用武力挟持中央一同南下的迹象。
此时，叶剑英同志意识到了危险，对毛主席说，我们必须要赶快离开，否则会有危险。
身处险境的毛泽东，于9月9日率领红一方面军大部北上脱离险境。
这次分裂，毛主席最终只带走了七八千人，张国焘带走近9万人。大好形势被张国焘私欲毁于一旦。
毛主席后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是错误的。
回首历史往往轻描淡写，经历历史却是惊心动魄。
我们现在回首1935年的9月日，是无法感受到那时候的艰难曲折的。
1976年9月9日
1927年9月9日和1935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都化险为夷、摆脱困境。
但是1976年9月9日，血肉之躯的毛主席，在自然规律面前，纵是万般不舍，还是离开了我们。
他来，是为改天换地。
他走时，为后来中国的发展奠定基础。
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