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张国焘自恃人枪众多，悍然另立中央，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说：“此间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自封“主席”。他还公然把真正的中央降格为“北方局”，说“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多年后，毛泽东对此还刻骨铭心，心有余悸地回忆说，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因此，当天下基本大定的1949年10月，毛泽东就给那些拥有兵权的野战军将领们敲起警钟，避免再出现枪指挥党的事件。据《百年潮》记载：“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其实，早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就设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就是防备“枪指挥党”的举措之一。1948年年1月7日，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专门下达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以“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有资格接收这份制度的人大略如下：
中央局：东北局书记林彪、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晋察冀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局（不久与晋察冀局合并为华北局）书记邓小平、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中央分局：（略）
野战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前委书记林彪，政委罗荣桓；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代前委书记粟裕，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军区司令员陈毅未到职，实际在中原军区与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兼前委书记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兼前委书记彭德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不久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
毛泽东除给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内容的要求，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并规定将报告发给中央主席外，还特别给野战军与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单独的要求： 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
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
制度规定，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野战军、军区主要负责人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不过，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
中央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下达六个月后，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一次也没动笔，更不用说报告了。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两千字的长长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
他毫不顾及情面地列举了林彪几个月来的拖沓表现：“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做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做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
这自然是林彪想蒙混过关的借口。毛泽东直言说：“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东北野战军前委书记、司令员林彪
邓小平与林彪、罗荣桓一样，也是毛泽东战争年代最信任、倚重的方面大员，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上动作敏捷，走在了所有人的前头。
毛泽东顺手拈来邓小平这个榜样，继续责问林彪：“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刘邓在大别山“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狼狈处境，当然不是背靠苏联，一面受敌，自己兵力优于国军人马的林彪所能比拟的。
中原野战军前委书记、政委邓小平
毛泽东似乎越说越气，直接点明林彪是毫无纪律，心里没有中央：“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林彪这个“东北王”与“黑土地之狐”，若是当面听到最高统帅这些声色俱厉的训斥，大概会面红耳赤，与魏文帝曹丕面前的钟会一样，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了。
在南线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的粟裕，是执行这一制度的当然首长。
他远没有林彪这么受宠，头上还有个“代”字，个性又天生不事张扬，当然谨慎本分多了。
1948年10月6日，毛泽东致电济南战役后正休整部队、筹划淮海战役的粟裕：“你们7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9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指10月间召开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后做，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
根据这一指示，粟裕在7月9日已经上报毛泽东《北撤部队情况》，可以抵充7月份的综合报告了。
同时，他9月份的报告不但可以推迟到10月份上报，而且可以拿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上报相抵。
粟裕也是不折不扣，完全按照毛泽东这一要求做的。
但正当他积极准备淮海战役的10月30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突然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
漱石同志：
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电至今亦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指粟裕）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军委
三十亥
这份电报批评的是华野的实际一把手——前委代书记粟裕，却奇怪地发给了不管华野实际事务的饶漱石。
这个时候，饶漱石还是极受信任，“分封”为一方诸侯的“好”同志，离1954年倒台还早，“有问题”的是粟裕。
毛泽东认为粟裕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以及在华野内部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恶劣作风上，很不主动，甚至比所有野战军包括两个月前“狠批”的林彪都差劲。
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似的批评，显然与事实并不相符。
饶漱石郑重其事地转达之后，粟裕很是吃惊，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最高统帅这么大的火气从何而来。
他虽有满腹的委屈，但还是在淮海战场繁重的作战指挥间隙中，于11月9日亲笔完成了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情况报告，作为补交的“作业”——9月份的综合报告，并当即上报给了毛泽东。
华东野战军代前委书记、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
毛泽东收到报告，也就不做声了。或许，他需要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是方面大员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规矩。
又要上交“作业”的11月，粟裕却正是发起淮海战役，并处在一生作战最紧张的时候：先是机断专行提前发起战役，包围黄百韬；接下来是一肩三挑，抽调三个纵队，帮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攻打黄维兵团；用三个纵队加两个旅，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以八个纵队监视和钳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说：“巧者劳而知者忧。”意思是能干的人就多劳累，聪明的人就多忧虑。
粟裕就是这种“劳”“忧”命。他后来回忆说，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征，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到判断徐州杜聿明集团逃跑方向的时候，整个淮海战场也是他最为劳神。电影《淮海战役》里就有他担心杜聿明从他布防以外的路线溜走的经典台词：“不会的呀，不会的，绝不会的！”
正因为战事如此紧张，粟裕特意向毛泽东请示，要求11月的综合报告推迟上报。
胜利当然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当即应允了，后来也没有如同10月份一样“秋后算账”，再找麻烦。
12月31日这天，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已成瓮中之鳖，战事稍微缓和下来，粟裕便将华野在淮海战役中的主要思想情况，骨干与干部问题以及作战供应问题写成一份报告，上报给毛泽东，以作为补交的11月份“作业”。
报告是毛泽东很宽慰的内容：“淮海战役发起前后至今，部队情绪始终很高。”
又过了两个月，进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1949年。因为淮海战场持续紧张，杜聿明二十万人虽然被死死包围，但这一大坨“肥肉”要囫囵吃掉，还是很劳神费力。因此，粟裕在1月10日给毛泽东发出“子恢电”，又请求推迟上报。
就在第二天，中原野战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又做了粟裕的榜样，按时向毛泽东发出了中野的综合报告——《（中野）关于淮海战役部队情况报告》。报告说：“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毛泽东知道粟裕说的是实情，不但答应了他，没有叫他向中野的前委书记看齐，相反还和颜悦色在1月12日的回电里称他“同志”：粟裕同志：子恢电悉。同意你推迟做1月份综合报告。
毛泽东的电文虽短，却饱含亲切之情，算是对这位辛劳的淮海战役第一功臣的抚慰吧。
这份被推迟的报告，粟裕直到2月4日才发出去，向毛泽东报告了淮海战役以后华野的主要情况，并恭谨地说明：“该报告本应早日呈上，但淮海战役结束后随即召开全军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全军整编和休整以及全军1949年的任务……特申请原宥。”
粟裕一推迟就是一个月！ 好在“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有了淮海战役这一南线大决战的胜利，蒋介石的摩天大厦轰然倒塌。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毛泽东兴奋之余，大概再想不起批评的事儿了。（选自《名将粟裕珍闻录》2010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