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毛泽东回忆称李大钊是自己“真正的老师”
当马克思主义震烁欧美之时，深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压迫的中国亦乞灵于彼，欲循此摸索出救亡之道。但如要让马克思主义发挥影响，就得先引介进来后，再结合社会实情中国化，而在此间扮演思想要角的先驱者，即被誉为“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一般人对李大钊致力党务、开展工人运动、提议国共合作、策动冯玉祥的事迹可能较耳熟能详，忽略他原本的学者身分与成就。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化实居功厥伟，并非只有起而行的积极性，亦有坐而言、奠定行动理论的贡献。毕竟，若不先廓清旧风气、替新学说铺砖筑路，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生根？
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还有推动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史》等课程，希冀培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同时李大钊还于1920年从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英译本，透过陈独秀借给陈望道，以翻译出最早的中译本，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好的壅培。待稍成气候后，1920年8月，陈独秀、陈望道、俞秀松等人便于上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4日，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亦发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武昌、长沙、济南等处也陆续建立类似组织。最后各地方小组于1921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革命历程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社会实际情況相结合，决不是简单地囫囵吞枣译介过来即可，必得证明其适用于中国。李大钊深谙此理，因此戮力在史学领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以及试图借此解释中国历史。
早在1902年，梁启超便以《新史学》一文惊破士人，渠痛斥旧史学“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高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欲要彻底瓦解旧史学的权威、以新史学培养中国人民的爱国心。新文化运动兴起时，质疑中国传统、整理甚至废弃国故的思潮风起云涌，顾颉刚开创的“疑古派”更彻底动摇中国信史的可靠性。尽管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诋毁中国文化、改采拉丁字母、推广世界语之类的主张实在过激也不切实际，但也扫除了旧思想的束缚，同时让我们明白时人对“救国保种”的痛切之心。李大钊便是在此时乘势而起，搭上了构建新史学的列车。
1920年12月，李大钊又在《新青年》上撰写《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称颂唯物史观对研究的价值，并说道：“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这不但迎合知识界渴求史学科学化与现代化的需要，还顿时将马克思主义给立为唯一的“科学”标准，以及含有鼓舞大众思想觉醒与阶级联合的意味，故凡是未吸纳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史学俱算不得科学、未能引领平民奋起的史学也算不上新史学。李大钊的用意，无非是想把历史话语权给牢牢抓来塑造正统性，并让社会亲眼见识自己宣扬的理论，与其他空谈史料却难以深入人民的学者到底有多大不同。
李大钊日后将自己初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稿，集中出版为《史学要论》一书，这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意义十分重大。从此之后，引入或全盘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写作历史的书籍逐渐涌现。如郭沫若利用自己的金石学养和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撰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轰动学界的著作。尽管后来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承认写作时“太草率，太性急了”，导致“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但该书首度使用五阶段论解释中国古史，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震动以傅斯年和胡适等人为首的史料学派。
尔后，范文澜、翦伯赞等名家辈出，陆续使用唯物史观写就中国通史和历史哲学，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围和深度，同时又不忘注入爱国的民族思想，对愤于国仇家难的青年有极强吸引力。这种思想火炬散发的光亮，远比盲目发展党员数量、扩大根据地还要更燃动人心。
所以，若无李大钊率先在学术上替马克思主义开荒，就没法引领更多人投入创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作品；若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作品，就不会有人信服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能够解释中国演变、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所以连毛泽东也回忆称李大钊是自己“真正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