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在上海网站编者语：最近看到一片专题采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邓建国教授的文章，体会了邓建国教授的成长心路历程，深刻感受到邓建国教授作为一个传播学者的深厚的理论根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仅对新闻传播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其他行业也都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邓建国教授是湖南人，我们为在上海的湖南人群中特别是年轻的湖南人中，有这样高水平的学者感到骄傲。因此特地分次转载到本网（本次转载前2部分），供大家分享。
原标题：邓建国：用传播学的榔头敲一切钉子，学界和业界是相辅相成的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0级新生见面会上，邓建国作为导师代表给大家送上了“认识自己，成就自己”的寄语，他说，不要总是去“做他人觉得厉害的事情”，将“他我的实现”视为“自我的实现”，而要在学业上找到自己的真爱，并沉浸于其中，自得其乐。
这一“真爱”，邓建国无疑找到了。你总能从他的举止言行中，找到传播学的烙印，以及他对传播学的专注与痴迷。微博上，邓老师给自己写下的简介是：沪上教书匠。试图用传播的榔头敲一切钉子。
（一）一个记者如何成了传播学老师？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全媒派：您大学毕业后，曾在报社做过四年采编工作，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向学界转型？现在很多同学在临近毕业或刚毕业时，可能在生活和工作上比较迷茫，能分享一下您刚入社会时的体验吗？
邓建国：很多事情，看似必然其实有很多偶然。我本科学的是英语教育，硕士是“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实际上还主要是英语。跟现在的硕士生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所幸我没有停止学习新知识。在华师大读研期间，我在华东政法大学辅修法律本科，考过国际法的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虽然最后都没考上，但学法律让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发生了转变。
2000年硕士毕业，我到《上海日报》做记者，不久便转做夜班编辑。每天从晚上七点钟工作到凌晨一点钟，工作内容包括读稿、审稿、编稿、排版等等。生活作息黑白颠倒，与整个社会脱节，但每天的通勤和工作时间不长，因此有大量的业余时间阅读书籍或上网冲浪。我一般每天吃过午饭，下午两三点钟就跑到上海福州路的旧书店淘书，一次买十几二十本，用玻璃绳系好提到单位去，偷偷放到工位下面。
在工作之余，我会浏览一些英文网站，当时谷歌还初入中国，它的首页简洁干净，我们都纳闷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我浏览的众多网站中，有一个有很多新闻传播相关的理论，我逐条看完，觉得蛮有意思的，后来才知道这应该是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网站。我也是在此时接触到博客，并成为早期社交媒体的用户之一，后来还自己租用虚拟空间搭建当时只有geeks才玩的WordPress内容管理系统。
2004年读博士后，这段经历促成我参加了“中国首届博客大会”，并在会上发放问卷，后来写成了题为《强大的弱连接:中国Web2.0网络使用行为与网民社会资本关系研究》的博士论文。这应该是国内非常早的关于社交媒体对其用户影响的研究。
在报社的编辑工作本身没有太多压力和变化，但是缺乏挑战和激情，也学不到更多东西。我只知道我不太满意当时的工作状态，但并不知道未来该向何处去。有一次接到一个硕士同学的电话，他约我一起考博。我说，考博？我从来没想过。他说你是做新闻吧，可以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不是吗？
2004年3月份，得到张国良老师的报考许可，我参加了博士考试。一方面因为英语不错，另外也看了一些英文的传播学理论，考了张老师门下的第一名。很快我就面临继续工作还是辞职读博两条路的选择，我最终选择了后者。
全媒派：您做记者编辑的这段经历，对后来的教书和做学术是否有所影响？业界和学界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邓建国：在报社的新闻实战经历让我获得了扎实的英语应用能力，我深受英语语言和法律学习的影响，思维和表述变得更加清晰、具有逻辑性，为此我深受其益。我目前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硕士项目的负责人，很多业界的前同事和朋友都已经是外宣领域的资深专家，已经到了传道授业的水准，我将他们请到课堂使同学们受益。
至于学界和业界的关系，新闻业的工作节奏很快，从业者可能没有时间思考，更没有时间将他们思考的东西概念化，发现其中的学术问题。而学者则有充裕的时间去思考。从业者不得不陷入微观当中，学者则能做到相对中观和宏观，所以能够总结提炼那些微观事实当中的有普适性的学术问题。
复旦大学暑期国际课程中带领墨尔本大学学生参访澎湃新闻
因此我觉得学界和业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世界上没有截然分开的事情——有些人专门负责思考，有些人专门负责实践。
我们学者很少能像美国灰狗长途客运公司对乘客所喊的口号那样“Leave the thinking to us”。业界也不应该对学者说：“我们负责做，你们负责解释。”所以学者要多接触实践，从业者也要尽量在工作之余让自己有些理论提升，凡既会做也能思考的人必然是业务骨干。学界和业界要对话，需要一些机制，使得newsroom和classroom之间相互腾挪转换。但这也确实比较难，因为我们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当中。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今天，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在增大。
（二）如何定义“好老师”？
全媒派：记得教师节那天，您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好老师的标准”，您如何看待自己高校教师这一身份？
邓建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我理解，传道是传播知识，授业是传播技能，至于解惑，我把它解读为培养学生的judgement，即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判断和决策的能力，它涉及到对规则的遵守以及什么时候可以跳出规则、打破规矩，也就是一个如何从信息到知识、到洞见、再到智慧的这个高级思维的过程。
比如，前几天，有一名二年级的本科生到我办公室找我签名。签完名我问她，你明年专业分流时，准备选择我院四个系（新闻、传播、广电、广告）中的哪一个呢？她说准备选广告。我说很好啊，那你Adobe全家桶都会用了？她说基本会了。我说，去广告系不错，但来传播系也不错哦。
我觉得我给这位同学传授的就是“解惑”的能力，即如何在不同情境中作出判断和决策的能力。
有人可能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和技能，但是ta碰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抉择。与传道和授业相比，我更重视解惑。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不知道未来要从事什么工作，无法面对生活的压力，无法平衡各种生活的要求。他们有很多疑惑一直积累在胸，出于很多原因，又无法找到一个人坦诚地交流。
传播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获得大家的信任（credibility），首先要有专长(expertise)，其次比较诚实可靠（trustworthiness），第三要有善意（good will）；第四还要比较幽默，比较可爱。比如张文宏医生，他罕见地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因此被公众相信和喜欢。应该说，一个人很难同时具备这四种特质。有的老师可能视野太窄，回答不了相对专业的问题；有的老师可能很专业，但是对学生缺乏善意，不能对同学进行同情的理解；有的老师说话缺乏幽默感，也不可爱，因而让人觉得拒人于千里之外。我觉得，如果这四个方面都做到了，那或许称得上是一位好老师。
我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自己最认同的是我作为教育者（educator）的身份。传播学的教育者最重要的是首先自己不bullshit，然后要教会学生不bullshit，再就是要教会他们如何识别他人的bullshit。
邓建国应邀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海校友会上演讲
全媒派：前段时间有一篇调侃新闻人“贫穷”的文章刷屏，很多传媒圈的人纷纷转发，也有一些建议不要学新闻的声音。作为一名学者，您觉得新闻传播专业应该培养怎样的人？
邓建国：我所在传播学系的学生培养目标是：以国际化的师资和理论驱动的教学和科研，培养具有较高传播理论水平、方法论素养、数据处理能力、判断和决策能力、传播能力（口语、文字和多媒体）、跨文化沟通能力、社会责任感、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的，服务于国家、地方和国际组织的高端传播人才。实际上，我觉得这些能力应该是人之为人都具有的能力，但是由于很多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我们无法实现这一点。因此，在现阶段，我觉得专门设立一个专业来培养传播素养，还是很有必要的。
你所说的这篇文章我读过，很多学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会提到自己有专业虚无感，但是我想这种感觉在其他专业应该也有。例如我就听到国际关系、社会学、中文系的同学说对自己的专业有类似感觉。这类新传专业的自嘲文章以前也有过，也恰恰说明新传专业同学的传播能力很强，而其他专业的同学则较弱。这篇稿子图文并茂，充满着夸张和戏谑，写得不错，所以传播得很广。
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我很想跟作者聊一下。我会说，你这样写，可以写出一个十万加的稿子，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也许说，老师，我觉得这是事实，所以我要传播出来。但是你去看那篇文章，那是事实吗？我不觉得完全是事实，那里面充满了戏谑、夸张、搞笑。我看得出来作者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得意的自嘲甚至自虐。
我觉得这类新传自嘲文章都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想想看，你是一个善于传播的人，你对传播对象又非常熟悉，这时你就要特别警惕你报道中的偏向性，否则你会丧失客观性。很多新闻人都是把自己的行业写得很痛苦，但任何幸福与不幸都是对比出来的，如果你不对比一下，只看自己不看别人的话，那这篇文章其实就是给读者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这有点像个悖论，我们总是很善于自嘲，自嘲是一个可贵的品质，但这类文章产生的传播结果可能是我们自己也没有料到的，即局外人会将你局内人的夸张和自嘲视为事实并据此行动，结果你让自己所在专业的形象遭受到不应有的误解。
全媒派：今年，线上课程风靡，如今国内疫情形势基本稳定下来，各大高校相继开学，您觉得“云端”的传播形势是昙花一现还是会长期延续下去？
邓建国：我觉得这是一种受危机驱动的“创新的扩散”。网络教学或者类似的技术一直在大学被推动，但是一直难突破，难以达到tipping point，也就是创新扩散S曲线上的转折点。
创新扩散理论的提出者罗杰斯说，创新型产品要具有五个特点，比如一项创新应具备相对的便利性、兼容性、复杂性、可靠性和可感知性等，但网络教学技术即使具备了这5个特征，它在大学中的扩散仍然长期遭遇阻力，直到出现了今年的疫情危机。危机消除了异议和抵触，迫使各个层面的利益攸关者一致无条件地采纳了网络教学。也是因为持续的危机，师生们对网络教学初期的不便也具备了忍耐度，直到形成新的使用习惯。
网络教学现在已经主流化了，新的融合教学习惯也已形成。我觉得，网络教学会在很长的时间里持续下去，它不会完全取代线下教学，但是占比会增加，可能以前占整个教学时间的10%，现在可能会变成30%。然后，随着疫情的消散，它不会消失，而是会调整适应，只到找到自己的“生态位”（niche），比如说今天网络讲座、国际会议和读书会越来越多，这也能让平常处于大学高墙内的知识有机会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扩散，对大学和教师个人品牌的建立也会有积极的作用，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未来，大学老师都要适应线上线下“两栖”教学，随着相应的技术的出现，网络教学可能会更加高效，更具沉浸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