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大副校长徐飞教授：认清形势，用好政策，找准发力点
一、认清形势
任何政策措施的出台都离不开对形势和时局的研判。去年十二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经济形势总的研判是，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经济恢复仍处在关键阶段。同时指出，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有：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现在已是11月份，回过头来看这些判断的确是非常客观、理性和准确的。
关于错综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此处略展开作些分析。当下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欧亚大陆纷乱和中东乱局阴霾笼罩“世界岛”，移民与难民问题此起彼伏。在亚太地区，美国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持续推进所谓“印太战略”，拉拢盟友和少数地区国家强化针对中国的“小圈子”，包括美英澳“三边安全关系”、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以及“五眼联盟”。经济上美国炮制“印太经济框架”，大搞排他性经济“规则”，鼓吹“断链脱钩”，构筑“小院高墙”，对亚太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干扰破坏。在全球美国为牵制中国提出加强“经济安全”，实际上是把其他国家也拖入“零和博弈”，通过驱使盟友使美国利益最大化。
202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近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赢得总统选举。目前，市场似乎认为，就中美经贸关系前景而言，这一结果可能对中国更加不利。因为非建制派、非理性的特朗普做事向来简单粗暴，随性而为，对华贸易政策当会更加极端，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明确表示，“关税”是他辞典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并威胁将从四方面升级对华贸易制裁：
（一）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即最惠国待遇）。近期，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正在制定一项法案，力推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二）对中国对美所有出口商品征收60%或以上关税；
（三）四年内停止对中国生产的必需品的进口；
（四）严厉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出口到美国。特朗普的这四大威胁在多大程度上会动真格？话分两头说。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出口大概率会重重打压。究其理由，一是维护超级霸权地位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遏制中国崛起是美国跨党派的共识，趁中国当前经济运行压力较大，对外需依赖程度更高，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运用关税手段对中国落井下石是其优先选项。二是特朗普本人在前一个任期中兑现竞选承诺的贸易政策程度较高，因此很可能在第二个任期继续挥舞关税大棒对中国痛下狠手。三是美国CNN、路透社、《据华盛顿邮报》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披露，多名“对华鹰派”议员将在内阁中任职，特别地，多名偏执激进的反华人士将担任外交外贸政策高级官员，这明显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有意对中国采取比拜登政府“更强硬立场”。四是美国历来奉行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行事逻辑，运用加征关税来弥补因推行减税政策引发的税收收入减少，进而缓解财政赤字扩张的压力，这是美国最自然的考量。五是即便不考虑极限打压中国经济，美国也可能运用关税手段作为谈判筹码，换取中国在核心利益或其他方面的妥协和让步。
另一方面，特朗普要想兑现其威胁，也会受到很多因素掣肘，对华贸易政策并非说到做到，他本人说话也未必算数。即便真动手，时间也会比较靠后，节奏和力度亦有诸多变数。其理由主要有五点。一是特朗普在前一任上在内政方面乏善可陈，因此，他很可能将更多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尤其是在同时赢得参议院和众议院控制权的情势下更是如此。二是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和贸易逆差中占比已大幅下降，鉴于此特朗普继续对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施压政治收益不大。如果真在意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特朗普或许对于近年来在美国商品进口和贸易逆差份额上升较多的经济体，加征关税会更感兴趣。三是这次民主党大选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民众对高通胀不满，反高通胀既是共和党赢得选举的利器，也将成为特朗普执政的政策主轴。然而，不论是对中国加征60%的高关税还是对全球普遍加征10%的关税，都会增加通胀黏性，因此特朗普会心存顾忌，不会那么快贸然“无脑”对中国加征高关税。四是特朗普惯于并长于通过降息来配合实现他各种经济主张。但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关于经济前景和货币政策路径的讲话，表示“美国经济恢复良好，劳动力市场稳健，通胀已从峰值回落，正朝着2%的目标前进，因此没有迫切降息的必要。”由此可见，具有高度独立性、不受总统直接控制的美联储，其主席鲍威尔或将掣肘特朗普。五是为有效规避美国贸易壁垒，中国会通过其它对外投资实现贸易差额转移，这也是特朗普扬言要对中国通过第三国对美出口加征关税的主要原因。然而，全球围堵中国对美间接出口说易行难。
综上，特朗普能否完全兑现其对中国的外贸威胁尚未可知。不惧乱云飞渡，方能从容风雨兼程。我国要沉着冷静、见招拆招，适时跟进、动态评估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进展，主动作为、提前布局，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以上主要讲的是美国给中国外贸带来的严峻挑战。此外，全球通货膨胀肆虐，多国经济普遍增长面临严重困境，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割裂重组，世界经济非常低迷，说全球性萧条也不过分。再则，CPTPP、DEPA、RCEP、USMCA等新的区域经济贸易协定虽不断强化，WTO的作用则持续被弱化，几无存在感。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尽管世界形势严峻，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气息日益浓郁，外贸频繁遭遇各种干预干扰，但我国外贸出口仍然保持高增长且不断巩固更多优势，应当说外贸整体运行平稳且结构持续优化。实际上，我国业已建立起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带来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中间品出口比重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机电产品、“新三样”等成为主要增量。从出口目的地看，与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对美出口比重越来越低。
据国家统计局10月18日发布的数据，从季度上看，2024年前三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32.3252万亿元，同比增长5.3%。其中，出口18.6147万亿元，增长6.2%；进口13.7104万亿元，增长4.1%。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4.9043万亿元。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9.4%，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5.0%，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21万亿元，同比增长6.3%，占比提升至47.1%；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增长5.1%；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增长4.5%，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9.4%。机电产品出口增长8.0%，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9.3%。
从月份上看，海关总署11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6.02万亿元，同比增长5.2%，总体保持平稳增长。其中，出口20.8万亿元，同比增长6.7%，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进口15.22万亿元，增长3.2%；贸易顺差5.58万亿元，扩大17.6%。前10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近6成，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和汽车出口两位数增长。同期，依托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我国出口中间品9.34万亿元，同比增长5.8%。
得益于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实施，当月外贸数据也明显改善。具体到10月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4.6%，增速较9月加快3.9个百分点，且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出口势头良好。
以上这些数据非常令人振奋。因此，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客观平和地看待情势，精准研判时局，力求趋利避害、危中寻机，甚或以危为机。
二、用好政策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外贸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做好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工作，对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对稳增长稳就业、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1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涵盖金融支持、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推动边民互市贸易、通关便利化等多个方面，目的是全方位支持外贸企业发展。
《政策措施》的重点内容包括：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用足用好小微外贸企业政策性贷款，在授信、放款、还款等方面持续改进对外贸企业的金融服务，优化跨境贸易结算，帮助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壮大外贸新动能，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推进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建设；强化外贸企业服务保障，推动绿色贸易、边民互市贸易、保税维修创新发展，提升外贸海运保障能力，加大对外贸企业减负稳岗的支持力度；吸引和便利商务人员跨境往来，稳妥推进与更多国家商签互免签证协定。
用好这《政策措施》，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协作配合和政策指导，切实打好促外贸稳增长的政策组合拳。同时，密切跟踪外贸运行情况，分析形势变化，针对不同领域实际问题，不断充实、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商务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进出口银行、外汇局、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银监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关总署等，还应及时出台配套的细化支持政策和办法。近日，海关总署就起草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出口发展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拟推出四方面措施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出口发展，这很好。
需要指出的是，相关部门和单位出台的各级各类政策应确保取向的一致性，要增强政策协同效应，避免政策“合成谬误”或“叠加谬误”。很多政策在各个政策制定部门看来其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当这些政策同时实施时，可能导致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对全局造成负面影响，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出现严重后果。历史上世界多国，如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欧洲债务危机时期的希腊、“长期停滞”时期的日本等，在政策制定方面都有惨痛的“合成谬误”教训。
鉴于世界多国的教训和我国在某些政策落实中出现的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实际上，在现代经济体系下，经济运行与国内外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加之行政科层体系的一些天然弊端，经济政策合成谬误在多重政策目标和多项政策制定背景下会大概率出现，值得特别警惕。
除要避免上述合成谬误外，用好政策还重在“四落”——落实、落地、落小、落细。落实落地是避免政策悬置飘浮，落小落细则强调精准有效。积极应对外部冲击，关键是要加快落实存量和增量政策。好多政策已经有了，而且实践表明仍然行之有效，所以存量政策要用好，这次出台的增量政策当然也应该用好，旨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运行回归到合理的区间，扭转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关于《政策措施》的落小落细，主要是想强调“创造性地精准落实”政策。同样的外贸政策，具体到美国、欧洲、亚太、非洲、拉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成员国等区域板块和贸易方向，应因地制宜、因地施策，避免机械化、教条化、简单化。具言之，要保持对美外贸合作的总体动态稳定，和美国斗而不破，该反制的反制，该妥协的妥协；要拉住稳住欧洲；要深耕厚植亚太。亚太地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要稳固非洲拉美；要进一步加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RCEP成员国的贸易合作，为外贸增长开辟新的空间。RCEP协定2022年年初生效以来，极大提升了区域内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了成员间的贸经往来，今后大有可为。
三、找准发力点
第一，抓好新兴市场国家。除中国外，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包括“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此外，还有如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埃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秘鲁、菲律宾、波兰、泰国、土耳其等国，也被广泛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具有人口红利、资源丰富、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市场潜力巨大等诸多优势，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对基础设施消费品的需求非常旺盛，同时这些国家也正在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与合作。因此，与新兴市场国家加强贸易合作，不仅有助于我国拓展国际市场、优化出口结构，也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进一步优化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中国展出了一批非常硬核的高科技产品，五天交易额突破2,800亿，非常令人鼓舞。由此可见，中国高科技产品强大的出口增长潜力。实际上，我国在高科技产品、绿色产品等这些新兴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非常巨大。要提升大型成套设备企业的国际合作水平和出口力度，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出口优势，扩大我国目前尚不能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先进技术设备装备进口。同时，发展绿色贸易，指导商贸协会等行业组织制订外贸产品绿色低碳标准，支持相关产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第三，大力提升民企贸易。毫无疑问，民企将成为推动外贸增长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要继续大力提升民企在外贸中的比重。银行和保险机构应扩大保单融资增信合作，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融资增信支持力度。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鼓励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加大资源倾斜，积极满足中小微企业外贸融资需求。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小微外贸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此外，进一步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承保覆盖面，优化承保和理赔条件。
第四，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的出口发展。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已经达到1.88万亿，同比增长11.5%，高于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6.2个百分点。要大力支持外贸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拓展销售渠道、培育自主品牌。鼓励各地方结合产业和禀赋优势，创新建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积极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带动跨境电商企业对外出口。还要进一步加大政策细化力度，比如：取消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企业备案，简化出口单证申报手续，扩大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试点，以及推广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关区退货监管模式等。
第五，发展完善全球海运干线网络，提升外贸海运保障能力。
据统计，全球超过80%的商品贸易量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从原材料到成品，从食品到电子产品，几乎每一个行业都离不开海运的支持。我国虽然贸易的规模最大，但国际航运的能力却比较弱。我国是造船大国，也是商品出口和大众商品的进口大国，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建成并完善全球的海运干线网络，连接各大洲的主要港口，构成四通八达且安全可靠的物流体系。同时，积极发展液化天然气船，提高集装箱原油干散货，特种运输船队国际竞争力。
第六，建立强大的外贸强国支撑体系。从长远看，为确保我国的外贸持续增长，进一步建设强大的外贸支撑体系势在必行。当前，我国贸易出口与企业出海正在形成新的共生共荣关系，尤其离岸国际贸易业务正在蓬勃兴起，对我国金融服务机构的国际化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因此，要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用足用好中央财政资金政策，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优化跨境结算服务，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与此同时，为确保我国贸易稳定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独立安全的支付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