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新质生产力：创新内涵、形成条件与实践路径
胡 超 凡 陈 柳 钦
摘要：金融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已经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擎。从生产力要素构成上看，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内涵包括了传统生产要素、生产过程社会性结合的创新性转化以及数据、自然资本两大新要素的加入。从形成条件看，新时代主要矛盾是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的社会根源，技术“创造性毁灭”和劳动要素的优化为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两大变局为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百年难遇的战略机遇。为加速金融新质生产力形成，应激活金融领域创新驱动力量，加强金融生产要素耦合，加快金融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在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统筹推进。
关键词：金融新质生产力；创新内涵；形成条件；实现路径
JEL分类号：G19，G29，G39
【作者简介】胡超凡（1996-），男，湖南郴州人，钦点智库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金融科技、金融创新；联系方式：E-mail：1195927849@qq.com，手机号码：18873522886。陈柳钦（1969-），男，湖南邵东人，教授，研究员，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现任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城市经济、金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方式：E-mail：1821898792@qq.com，手机号码：13911342846。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纪发大厦1-205室陈柳钦收。
一、引言
生产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高质量发展的终极判断尺度在于生产力标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突破口。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4年7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实践要求指明了方向。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特别强调，“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要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六个强大”和“八个坚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作为金融领域的新质生产力，金融新质生产力为实现“六个强大”和践行“八个坚持”提供坚强保障，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中国正处于金融业发展变革关键时期，脱实向虚、对外开放不均衡、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存在，亟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以金融新质生产力加速金融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金融产品服务升级，促进金融行业深度变革，加速金融高质量生态体系形成，为助力“六个强大”实现和践行“八大坚持”提供重要支撑。金融新质生产力由时与势和合而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快培育和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正当其时。
二、文献综述
金融生产力是金融行业在促进资金有效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财富创造能力方面的作用和能力，它是生产力概念在金融领域的特定表现（张壹帆,陆岷峰，2024）。相关文献主要包括生产力的内涵界定和新质生产力的研究。
（一）生产力的内涵界定
生产力的本质属性。一是物质属性。马克思（1845）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哈维（2017）认为生产力是“通过人类劳动来转化自然并占有自然的能力”。二是社会属性。马克思（2009）提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随后，马克思（2012）进一步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格区分开来——“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三是价值创造属性。高原和马九杰（2024）指出，生产力是“通过物质商品的生产来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因此，生产力具有创造新价值的功能。然而，马克思（2009）认为，只有生产性劳动部门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创造价值，金融业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金融部门的利润源于对生产性部门工人剩余价值的分割。拉帕维查斯和李安（2009）提出金融掠夺论的观点，强调金融行业掠夺了社会财富。与之相反，孙平（2017）提出，在金融价值论的视域下，金融业既存在着生产性劳动，也存在非生产性劳动：金融业劳动者生产金融产品和服务属于生产性劳动，能创造新的价值；金融市场交易买卖活动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2009）。因此，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劳动者、生产资料、自然条件、科技水平及其应用，还有现实的生产的社会性结合，即生产的组织、分工和协作的社会化。一些学者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各自解释了生产力的要素构成。马昀等（2013）认为生产力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被利用的自然力（如风力、水力）、科学技术、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和组织等社会结合方式。卫兴华（2014）认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分工协作、生产组织管理、科学、自然力等一定的历史形式下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所组成。田超伟等（2017）指出，生产力包括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科学技术、自然力、分工、协作、组织与管理。
（二）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将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探究。郗戈（2024）从“新质”的多维内涵、生产关系和中国现代化的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特征与发展要求进行了由表及里的剖析。刘文祥和赵庆寺（2024）将新质生产力置于习近平整体语境之下，通过结合新质生产力与其他概念的联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实践要求。董振瑞和李臻（2024）总结了当前新质生产力研究三大焦点问题：历史背景、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耿子恒等（2024）则提出新质生产力的三大形成机制：“有效投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二是对不同产业、行业的新质生产力展开个性化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高原和马九杰（2024）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展开了较全面的剖析。刘沛林和徐硕（2024）探究了了文旅新质生产力内涵、支撑向度与实践路径。米加宁等（2024）从算力视域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已有文献已经较好地诠释了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属性、特征、形成条件以及实践要求，然而这些文献只是分析实体产业或是一般服务行业，对于金融这一“万业之首”避而不谈或是只谈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辅助作用。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在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背景下，金融行业是否只能在经济中扮演输血的角色？新质生产力是否仅集中于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而与金融部门毫无瓜葛？如果在金融领域存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苗头、潜力和前瞻性愿景，那么应如何对金融新质生产力进行恰如其分的解读、理解和分析？在实践中培育金融新质生产力，又有哪些可以参照的原理？已有研究尚未对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予以回答。
三、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对旧质生产力的质态跃迁。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新质”是其区别于旧质生产力的根本特征。蒋永穆和乔张媛（2024）认为，新质生产力之“新”在新要素、新技术和新产业，新质生产力之“质”表现为高质量（低消耗高产出）、多质性（新发展理念质性）、双质效（兼顾长短期经济社会效益）。守正才能够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新质”是多方位的，要澄清金融新质生产力“新质”特征，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生产力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新质生产力特有的、有别于旧质生产力的、全方位的内涵创新与拓展。金融旧质生产力到金融新质生产力跃迁过程如图1所示。
图1：金融旧质生产力到金融新质生产力的跃迁过程
（一）生产要素创新性转化
金融新质生产力是旧质生产力跃迁而来的全新生产力质态，在金融新质生产力中，生产要素的质性发生了创新性转化。
1.从金融劳动者及劳动工具的角度看。新型金融劳动者队伍加速形成，“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建成。第一，全新金融科技的应用有利于优化金融学习方式，提升具备新技能的高素质金融劳动者占比，从而加速掌握新质生产力的新型金融劳动者队伍形成。一方面，新技术条件的出现，会对金融学习中尤为突出的经验主义形成方式带来改变，金融劳动者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低成本地快速学习金融各类技能，把握行业基本面、产品生产环节和产品特性，减少知识搜寻成本与搜寻时间。另一方面，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金融劳动者熟悉新技术特性，并创造性地将新技术应用于金融活动之中，未来金融行业的劳动者，必然大多是掌握了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劳动者，包括金融行业领军人才、数智管理人才和金融科技人才等。第二，金融科技具有多向赋能效应，有利于加快建成“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一方面，自主研发金融科技的应用，使得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基础征信系统和合规内控系统等硬件设施的自主性、安全性、运行效率不断提升。另一方面，金融新质生产力与新发展理念双向奔赴的背景下，金融法律制度向国际高标准水平稳步迈进，信用环境日益改善，金融治理结构不断优化，这些软件设施的完善，保障了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的畅通互联和安全运转。
2.从金融资本看。在金融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中，货币结构重塑效应、杠杆降低效应、融资保障效应和资本配置优化效应产生，有利于实现“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的目标。第一，金融科技赋能下，货币结构重塑，诞生了数字货币。中央银行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法定货币脱离物理属性向数字化形态的演进，形成了CBDC法定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定位于创新型零售支付工具零售，既具备了现有支付手段的功能，同时又有支付即结算、可编程性、可控匿名性等独特的设计特性使其实现货币功能的扩展（陈天鑫，刘孟鑫，2023），相对纸币，更加安全高效，具有支付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推动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双循环效率。第二，货币结构的重塑，有利于降低资本杠杆率。CBDC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挤出了银行存款，导致基础货币中现金的比重提高（谢星，封思贤，2019），引起货币乘数和资本杠杆率下降，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三，金融科技赋能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使融资保障效应产生，有利于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优化银行资本构成。一方面，金融科技产品的成功研发可以提高银行经营效率、降低银行经营成本，实现提升银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这可以帮助银行扩宽融资渠道，实现资本补充。另一方面，资本的外源性补充会降低银行风险极值，减少银行融资成本（刘慧超，王书华，2023），进一步提升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第四，金融科技赋能使配置优化效应产生，进而引导资金向利润率较高的新兴产业倾斜，并带来资金配置结构改善。金融机构利用数智科技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筛选性分析，精准滴灌创新实体和战略新兴领域，提高优质资产比例，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3.从科学技术看。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数智技术成为金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核。与数字技术更注重数据的存储传输不同，数智技术这一新型科技更关注数据的智能化分析与应用，它强调在数字技术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实现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和智能化分析，并将分析结果用于金融创新和决策。作为数字技术的高级形态，数智技术为金融服务注入了“新”活力，金融业利用数智技术，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金融业创新发展（陆岷峰，2024），实现有温度的金融服务。第一，数智技术具有高效精准的特征，可以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例如，金融机构通过利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数智技术过往消费、交往、生产活动信息精准采集、精准分析，实现对风险精准管理与控制，解决因征信信息缺失改善而不能贷款的问题。第二，数智技术具有包容的特征，有助于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数智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有助于缩小金融服务的地域差异，减少长尾人群覆盖率。据世界银行统计，2017年全球约17亿没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随着金融数智化的普及，许多处于偏远地区的金融边缘人群将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第三，数智技术有助于推动金融服务个性化。区块链技术、全同态加密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增强了金融机构在个人信息共享、风险评估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能力，使得企业定制化贷款方案和一户一保等个性化金融服务的提供成为可能。第四，数智技术有助于增加金融服务多样性。数智技术的运用催生出数字货币、平台众筹、智能风险定价等一系列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4.新的生产要素加入。金融新质生产力不仅包括传统生产要素的创造性转化，还意味着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和自然资本的加入。
（1）从数据要素看。数字时代的数据是一种具有“非稀缺性、非排他性、强流动性”的战略资源，互联网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托于数据持续赋能，将数据纳入金融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范畴，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回应了现实发展需要。作为金融新质生产力的优质生产要素，数据对金融发展的赋能作用主要通过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创新驱动效应和要素融合效应实现。第一，数据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数据规模越大、种类越多，产生的信息和知识就越多，有利于提升不同金融部门信息交互的收益，打破“信息”孤岛，促进金融交流与金融合作，拓展金融业务种类和业务范围。第二，数据具有创新驱动效应。海量数据为金融科技进步提供了数据基础，有利于形成金融服务质量改善和金融安全性提升的持续推动力。例如饱经训练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为实现金融精细化评估评价提供了强大支持，帮助金融行业提升经营收益和抵御相关金融风险。第三，数据具有要素融合效应。数据要素的强融合性与强外溢性使得它与其他生产要素相互融合，形成数据赋能，充分发挥数据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效益递增优势，数据流通过引领技术流、人才流、物资流，突破这些要素固有的约束，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从自然资本看。金融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与自然资本相关的收益和成本纳入了金融日常业务经营考虑范围内，金融业持续向“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24）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金融新质生产力本身就具有绿色质性，它意味着融入金融业务的自然资本的边界不断拓展，经济效能持续提升。第一，融入金融业务的自然资本的边界不断拓展。随着人类将无用或有害物质转化为有用或有益物质的能力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具有了价值，变成了自然资本，随着新质生产力与新金融“双向奔赴”，纳入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自然资本种类也在拓展。第二，自然资本的经济效能不断提升。金融机构依托“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结构”和“技术创新—绿色金融结构”，推动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周兵，李艺，2024），支持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绿色农业事业发展和绿色科技创新应用，有利于促进自然资本循环使用，在相同损耗率下创造出更多物质财富。第三，自然资本价值加速实现。自然资本价值的实现前提是生态产品可度量、可交易、可抵押、可变现（李严,杨玉文，2024）。金融机构通过运用遥感技术和GIS等技术对区域内生态产品供给潜力及实际产出能力进行精准评估，确保自然资本合理定价，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对排放数据、交易数据等数据监测，确保自然资本交易公正安全，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对生态产品抵押物进行确权、风险评估、预测与管理，确保自然资本抵押风险可控，通过完善生态类股票市场，增强自然资本变现能力，这些为自然资本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结合”创新性转化
金融新质生产力“生产过程的社会性结合”告别了传统的路径。其“生产过程的社会性结合”的方式不再是劳动要素叠加之后再加几个“1”，而是在劳动要素叠加基础上再“×2，×3”。这种乘数性质的社会性结合引发了组织、分工和协作的巨大变革。
1.从生产过程的组织看。金融新质生产力具有强烈的科技金融质性，引发金融组织结构的巨大变革，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占比增加。“生产过程的社会性结合”以组织为基本单位，因为“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在当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组织体系下，金融对于技术创新有效支持力度不足，导致实体经济缺乏创新活力，资本回报率下降，进而造成社会融资规模与宏观杠杆率的持续攀升、微观企业杠杆率下行的“背离”现象（马微等，2024）。新的生产力的形成，要求尊重技术周期，推动实现金融结构与科技革命协同演化，促进金融结构与科学技术在“高—高”水平上的匹配（赵翊钧，孟庆伟，2023）。由于在对新技术融资上，资本市场要比银行有效率得多，实现“高—高”水平匹配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从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渐进式”地向直接和间接融资并重的模式转变，而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结构变革，则是非银行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占比的增加以及新型金融中介机构的形成。
2.从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看。金融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新的分工协作形成。马克思指出，“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1972）。金融科技应用加速劳动要素重新配置，打通金融行业分工协作的阻点，从而推动金融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形成金融产业新形态。第一，金融分工方面，新技术应用通过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不断使得部分金融职能从原有职能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持续更新的金融产业分工形态。例如，在线贷款业务从传统金融中介的服务职能中单独分离出来，形成了专门的网贷平台，提升了放贷的效率。第二，新的金融产业分工的基础上，不同金融机构通过“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不断创新金融产业协作形态。随着金融分工的深入，种类越来越丰富的专业化金融机构之间开始互相协作，优势互补，推动构韧性强劲的金融协作体系形成。例如，银行通过与保险机构合作，建立专属化定制化银保产品，有利于引导更多资源流入“三农”、绿色环保、知识产权等领域。
图2：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内涵
四、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
随着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如何在生产力“发展起来”的阶段实现跃迁，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焦点。当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指示，充分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金融新质生产力诞生的社会根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必须坚持“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的原则，抓好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三项工作，加速形成金融新质生产力势在必行。第一，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多元融资结构体系形成，拓阔实体经济融资路径，推动金融业“回归本源”和结构优化。强化直接融资作用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直接融资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融资方式，深受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金融新质生产力通过利用人工智能等对技术直接融资进行审慎准确的贷款项目评估、市场预测与评估、技术评估、建设条件评估、拟定生产规模评估、财务效益预测与评估、经济社会效益预测与评估，可以有效促进直接融资规模的增加，推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促进金融供给体系的多元化，提升实体经济融资效率。第二，金融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数字化转型与信息共享，可以更充分反映金融的市场风险波动，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有利条件。通过应用AI、推动金融信息共享，金融新质生产力增强了政府、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对金融险情的透视能力，有利于对金融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健全了风险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第三，金融新质生产力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实现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金融新质生产力为金融决策提供海量信息，不仅有利于增强政府货币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扩大金融市场价格浮动空间，还有利于推动政府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标准和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减少市场壁垒，强化市场竞争，从而“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性、规制性作用。
（二）技术“创造性毁灭”和劳动要素的创新性转化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物质基础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前沿数字技术集群的更新换代与广泛扩散，对传统的“技术－经济”结构产生了“创造性破坏”，促使劳动要素发生“创新性转化”，从而极大地释放生产率潜能，为金融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提供强大的技术驱动与坚实的硬件支撑（朱海华,陈柳钦，2024）。第一，人工智能、大数据、新算法等新技术集群的“创造性毁灭”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技术基础。一方面，新技术集群通过“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升级－产业组织方式变革-金融业态变革”的“创造性毁灭”路径（张东刚，2024），为金融新质生产力提供初始动能。随着智慧信贷、数字支付、人脸识别支付等科技创新不断涌现，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升级，五大金融稳健发展，金融业生态深度变革，为长尾人群和重点领域的投融资需求的满足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与金融新质生产力形成良性循环，为金融新质生产力向前发展注入了可持续动能。“金融新质生产力－颠覆式技术突破－优惠政策－先导产业－核心要素－大规模融资－基础设施升级－产业组织方式变革－更先进的金融新质生产力”的良性循环逐渐形成，为金融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迭代更新的动力。第二，高素质的人才体系、富有创新活力的企业群和良好的产业基础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劳动力基础。中国正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科技人力资源数量居世界第一，工程师超6000万，企业和产业是“总体工人的集合”，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GDP占比超过12%，具备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劳动力加速了前沿技术从创意到产业化的过程，先进劳动资料融入金融产业，为金融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了保障。第三，多领域百花齐放式的工具创新为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生产工具。例如AIGC综合服务平台，它在智能风控、营销、客服等方面均体现了强大的服务效能，是金融先进生产工具的典范。第四，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是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金融是资本的游戏，资本市场是金融最重要的劳动对象（李政，崔慧永，2024）。金融新质生产力通过构建高效信息共享和匹配平台、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和高度透明的市场定价机制，有利于“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促进民间资本发挥自身活力，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加速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更有力地服务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三）“两大变局”为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战略机遇
面对时代之变，世界之变，金融发展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新质生产力是中国主动应对两大变局的战略选择。加快形成金融新质生产力，不仅源自激发民族复兴伟力、凝聚伟大复兴共同力量的现实需要，也是守住金融安全底线，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着力点。第一，金融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增进政治互信、经济共享和文化共进，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为实现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首先，金融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为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提供充足资金，凝聚人心，营造政治稳定环境，反哺经济繁荣，实现政治互信；其次，金融新质生产力具有普惠性质，在弥合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现发展的区域协调与平衡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董慧，王晓珍，2021），金融新质生产力可以引导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这能够促进投资（郭亚静，王玲，2018），使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增进经济共享；最后，金融是实体经济血脉，金融新质生产力的理念、技术、方法等革新随着金融活水流淌至各行各业，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人才队伍的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立，从而增进文化认同、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繁荣、提升文化自信，最终实现文化共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支柱力量。第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增强金融安全，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确定性的重要力量”。一方面，金融新质生产力有助于“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今世界，大国战略竞争升级，地缘政治对抗加剧，粮食、能源、金融、气候、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前所未有，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新质生产力赋能金融监管水平，有利于增强国家控制战略效果，阻隔国际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提升中国金融韧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金融新质生产力赋能全社会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有助于增强价值创造能力，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亟须加快培育壮大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金融新质生产力是社会新质生产力的先导，加快培育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可以倒逼各行各业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全力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能力，形成各领域的新质生产力，进而提升产业价值创造能力，形成国际竞争先发优势。
五、金融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动力源泉，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大创新。当前，加快形成金融新质生产力，应抓住两大变局新机遇，激活金融创新驱动主引擎，加速金融要素耦合和金融产业变革，在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中统筹推进。
（一）打好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组合拳，激活创新驱动主引擎
金融新质生产力由创新主导，加速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之路。
1.加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一是搞好拔尖人才培养，发挥高校在人才集聚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中的作用，以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有组织地将金融人才引育与战略结合起来，有的放矢培养、引进和用好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完善金融人才引育机制；二是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要聚焦产业特色优势与科技运用，着力打造一流学科引领、高峰学科林立、基础与特色学科交叉支撑的特色学科雁阵，提升学科、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适配性，同时加强数智技术、绿色技术与金融教育的深度融合，引导金融学科与智能、环保学科的交叉融合。
2.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一是要加强原始创新，不断优化基础性学科布局，推动重点、新兴、学科全面发展，加快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构建高质量学科体系；二是要打好关键技术攻坚战，围绕“四个面向”，实施以国家为主导的有组织科研，打造创新联合体，推动集中攻关、集成创新；三是要推进开放创新，加强多层次、宽领域的金融科技交流合作，形成“国际科学中心—自主创新区—国有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的梯度互补、分工合作、协同创新、动态平衡的雁阵格局。
3.建设多层次的金融人才梯度队伍。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现实的人”中的劳动者和劳动阶级。一是要形成完备的新型人才队伍，在金融活动中，只有掌握了新技术的新型人才才能有机地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既要培养新型经营人才，又要培养新型管理人才；既要培养新型专业人才，又要培养新型复合人才。二是要创新人才培育模式，要通过畅通金融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大力造就能够创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型金融人才和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金融人才。
（二）打造产品、机构、市场协同发展新模式，升级要素耦合传动轮
产品、机构和市场要素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基础组成部分，是各生产要素耦合的传动轮，打造协同发展新模式，有助于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1.建立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资本市场。建立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资本市场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有利于促进金融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一是要坚持资本市场与银行并重，重视资本市场作用，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各自的独特优势，建设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二是要完善银行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加强资本竞争，有效提高市场主导性定价能力、定价有效性和国际影响力；三是要健全资本进入和退出机制，完善创业投资市场等一级市场资本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类型、不同股权结构的企业制定相应的上市要求，满足不同资金的退出需求，实现资本要素便捷化流动。
2.建设覆盖全面、功能清晰、层次多元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机构是金融要素配置组合的主体，金融机构强不强，直接决定了要素配置组合的效果。一是要加快地方银行、村镇银行、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和资产股权交易中心等金融机构在县域的全覆盖，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二是要平衡金融功能性与盈利性的关系，明确开发性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经营业务范围，引导金融机构树立正确的营业观、业绩观和安全观，实现错位竞争和差异化发展；三是要优化金融机构分类方法，做优做强大型金融机构，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做专中小型金融机构，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
3.建立多元化、专业化、国际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一是要完善五大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完善形成“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差异化多元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又普又惠”的普惠金融体系、“守正创新”的数字金融体系和以专属商业化养老保险为主要抓手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二是要坚持金融科技赋能，提升投资顾问、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一系列服务的专业性；三是要丰富跨境金融产品，通过推动征信合作试点，扩大跨境合格抵押品范围，开放跨境理财投资、债券回购业务，进一步健全内外交互的产品体系，丰富海内外投资者产品选择。
（三）聚焦数字化、链式升级、结构调整三大着力点，开启产业变革加速器
金融产业转型升级是推动金融新质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和重要着力点，加速金融产业变革需要做好金融产业数字化、供应链金融升级和结构调整三项工作。
1.加快金融产业数字化进程。一是要加大基础科技设施投入，建设高效的数据处理中心、引入先进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科技，提升服务质效；二是要降低转型升级的运营成本，如通过针对性地引入移动支付、在线贷款申请和智能客服等技术手段，实现业务流程数字化水平的提升等；三是要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要对数字化转型前后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控制，特别是要加强数据治理，确保数据安全。
2.注重供应链金融升级。一是要通过对供应链金融的升级，从以往直接面向单点客户的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和沿产业上下游布局的产业链金融模式，转向以产业为核心、以金融平台为中介的产融生态圈模式；二是要加快“四链融合”，充分发挥金融平台的科技、资本、垂直、人才和生态优势，满足链上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助力传统产业批量转型升级，催生出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3.深度调节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只有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高度匹配、深度融合、良性互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作用。一是要提升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比重，针对在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轻资产重知识部门，要畅通科创票据、债券，扩大上市融资和并购重组的股权融资范围；二是要优化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方式，银行要进一步探索供应链金融脱核模式，充分利用供应链交易数据以及相关物流、信息流，推动征信方式由核心企业“主体信用”向“数据信用”，减少银行自身对核心企业的信用依赖，进而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即为核心企业“松绑”，又为供应链上民营企业精准滴灌。
本文拟发表于《金融发展评论》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