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二年（1832）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儿子叫曾国藩，这一年二十二岁。父亲叫曾麟书，这一年四十三岁。
两个人这么早出门，是去“赶考”。
考什么呢？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步：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
这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并肩赶考，事实上，这对父子在湘乡科场已经是一对“名人”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双双屡考不第。
曾麟书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十六次，年过四十，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做“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有好事者曾经编过一个对子：“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1]。意思是说，都八十岁了，还是个“童生”，可见你将来能活个几百岁。都到老了五本经书还没背熟，你真可谓“书生”。
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三五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麟书，四十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后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所以，每次考试出榜时，曾麟书去看榜，也常有一帮闲人来看曾麟书，对他指指点点。
而最近几科，众人关注的对象，又从曾麟书一人扩大到了他们父子。原来曾国藩才十四岁时，曾麟书就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个长子一起来考，而这个孩子也居然克肖乃父，连考了五次，也是场场落第。父子两个一起连续落第，这新闻效应就不止增加一倍了。
因此这一次，曾麟书父子都拼了命了。要是再考不中，两人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压力带来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了。院试父子俩也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因此出场以后，人虽然极为疲倦，但是精神都非常振奋。
院试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
这一次，曾麟书的大名赫然写在榜上！
曾麟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比范进中举还高兴。这一年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老曾家破天荒，五六百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2] 。
可是，曾国藩在榜上找来找去，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了。
不过，曾国藩在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不仅落了榜，曾国藩还被学台“悬牌批责”。[3]
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使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4]
“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大清顺治九年，给考试定了“六等黜陟法”。“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5]
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下，曾国藩不光在湘乡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
当然，考官认为，曾国藩的文章虽然文理欠通，但是通过文字能看出来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为了安慰曾国藩，主考官让他“发充佾生”[6]。佾生是祭孔时的乐舞生，本来也算是一种荣誉，而且下次考试可以免考县试和府试。所以黎庶昌后来给曾国藩编年谱时，干脆就不提主考批语，只说：“公从应试备取，以佾生注册。”[7]
连续六次考秀才失利，让曾国藩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自己有着极强的进取心，但是上天没有给自己一颗与雄心相配合的聪明的大脑。后来他在日记当中说自己是“受质本薄，……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不逮”，[8] “资质之陋，众所指视。”[9]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能力不副，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
因此曾国藩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自卑的孩子。
[1] 刘兆瑸著：《清代科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4页。
[2]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265页。
[3]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页。原文为“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4] 李肖聃撰：《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第568页。
[5] 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6] 李肖聃撰：《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第568页。
[7] 黎庶昌撰：《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页。
[8]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31页。
[9]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