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在上海 社会公益消息 龙陈（上海市湖南商会副会长、上海长益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和秘书长鈡铁华等为首的上海长益公益基金会创造了一种农村可持续互助养老模式，推行的这种社会公益项目在云南和陕西等地落地100多个乡村，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当地村民群众的欢迎和政府部门的认可与推荐。最近南方都市APP南都养老报记者特地到受益的乡村和长益基金会进行了采访和专题报道。
数据显示，长益公益所在项目落地的一百多个村子里，已有多位助老员被本村选举为村支书、村副支书等村干部，1人获选当地县人大代表、优秀党员，其他各类荣誉奖项无数。陕西省副省长蒿慧杰调研长益公益的同年年底，屈红艳所在县开展的互助养老工作，作为当地“关爱农村‘三留守’群体乡村振兴项目”的一部分，获评陕西省民政厅等联合组织评选的第三届“三秦慈善奖”。
下面全文转载南方都市报10月23日的报道，题目是：
互助养老在农村：一颗心点燃另一颗心，建“没围墙的养老院”
南方都市报APP • 南都养老
原创2023-10-23 15:33
“我一开始只知道他是省里来的，不知道是（副省长）。”陕西省佳县慈爱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中心理事长屈红艳回忆，去年4月，她组织佳县店镇勃牛沟村里的助老员、志愿者给3位老人过集体生日，刚好看到省里下基层调研的干部路过。“我就喊（他）‘你能不能给老人来切个蛋糕’，他说‘可以呀’，就过来给老人切蛋糕。”切完蛋糕，屈红艳又“得寸进尺”地请对方把切好的蛋糕分给老人们。随后，这位“省里来的干部”主动和村里的老人们一起唱《东方红》、扭秧歌，还跟着屈红艳去参观了老人们平常做手工的妇女合作社。
事后，屈红艳才知道，这个被她拦住的人是时任陕西省副省长蒿慧杰。不久后，省里对村里助老工作专题做了表扬。但屈红艳更多拿出来“炫耀”的，还是手机里老人们扭秧歌、做游戏、开联欢会的照片视频。
自从在长益公益基金会支持下成为一名助老员开始，屈红艳的喜怒哀乐，就和村里的老人们绑在了一起。
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问题备受关注。与城市相比，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面临着更严峻的困境。谁来给农村老人养老？农村老人需要哪些养老服务？如何低成本高效能地为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些养老服务？屈红艳们正在以实践回答农村养老之问。
屈红艳介绍本县老人制作的剪纸。
互助养老：一颗心点燃另一颗心
杨建媛是云南省施甸县人，2017年之前，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妇女，成天“围着孩子转”。2016年开始，长益公益基金会发起并推动“乡村助老员+社区公益志愿者+社会组织”的农村可持续互助养老模式在试点村落地。截至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在全国7省160多个村开展。2017年，长益公益基金会来到施甸县开展农村可持续互助养老行动，入村招募助老员。机缘巧合下，杨建媛成为村里首批助老员之一。
助老员，是长益公益基金会设计的农村可持续互助养老模式的一环。在基金会的设想中，乡村助老员由中青年人组成，目的是为老人们提供服务，解决乡村留守老人照顾缺位、情感缺失的问题。中国乡村一大特色在于“外来的和尚难念经”，因此，这些助老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2021年底发布的中国首份聚焦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村互助养老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包括：资金、运营、服务等。其中，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基金会、村集体、抱团共兑等；运营主体主要包括村两委、老年协会、社工机构和社会企业等；服务内容包括助餐、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要素搭配方式，从而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模式。
“农村最欠缺的就是公益执行体系。” 长益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钟铁华认为，激活乡村助老员的力量是因地制宜、建立体系的第一步。被点燃热情、激活主体性的助老员们会用真心和行动，带动更多人成为助老公益志愿者，在村子里营造出村民之间互帮、互助、互惠的氛围，从而实现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氛围起来后，（村里）就会回归到熟人社会。他们就会想着‘我们自己的村，我们好好过。’”钟铁华说。
在实践中，钟铁华坚持“放手”，充分给予助老员们平等与尊重。
“我们要问‘你们（助老员们）要做什么？’‘你们想怎么做？’‘我们（基金会）能帮上什么？’”，她告诉南都记者，重点在于这些助老员“他们自己想干些什么，而不是我们要求他们做。（不然）我们一走他们就不做了”。钟铁华反复提到要激活个人和村庄的主体性。
成为助老员有一定经济补贴，但远比不上杨建媛另一个能转正的工作岗位赚得多。犹豫过后，她还是选择当助老员。平日里，她会去老人家里和老人聊天，陪老人看病，帮老人做农活、剪指甲、剃胡须、打扫卫生、采买日常所需物资等等。此外，她也会和同伴一起为老人们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一开始，老人们很抵触上门服务的助老员。有的助老员曾被骂“骗子”并被赶出家门。杨建媛们会想办法融入老人们的生活，“（我会）经常与老人‘偶遇’，与老人一起回家，陪同老人一起做一些家务，帮老人做日常简单的工作。老人下地干活，就陪老人一起下地；看到老人生病，就陪着老人一起看病。之后再带老人一起回家，照顾其生活起居。”杨建媛说。日积月累，从不信任到视作儿女，助老员们的真诚与热忱点燃了老人们的心。
在中国好公益平台主题媒体沙龙上，杨建媛说，基金会给予的陪伴、支持与鼓励，真正走进受助老人心里之后感受到的成就感，以及自我的不断成长，都让她愿意一直做下去。
从助老员到督导员，有了一定经验后，杨建媛尝试用基金会“平等+尊重”的培育模式，带动身边更多人加入助老员和志愿者的队伍。一颗心点燃另一颗心，一个人带动一群人，越来越多的人走到留守老人家里，一起干活、吃饭、聊天、办活动、做游戏。村子里逐渐形成了不求回报的互帮互助氛围，更多年纪较小、身体比较好的老年人和村里的小孩也都自发加入助老的队伍里。
“大家一起帮忙、一起玩耍、一起开心，这才是一个村子该有的样子。”杨建媛说。
从成为助老员，到自主注册成立县级公益事业服务中心，更大范围、更深入地开展助老公益活动，在基金会和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屈红艳和杨建媛在助老路上经历着相似的成长。钟铁华“放手”的心愿也因此在全国七省八县陆续成真，更适应当地需求的农村基层公益执行体系成效初现。
钟铁华分享长益公益基金会乡村互助养老实践经验。
渴望“被需要”：想做“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一项报告数据显示，到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独居老年人，将达到5310万户，农村老人和子女共组家庭的现象在逐渐减少，老年人独自居住，或者仅仅与配偶同住的空巢家庭将会大幅度增加。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基于长益公益基金会规划的农村可持续互助养老模式，屈红艳和同伴想做一个“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村里的老人不必异地而居，在熟悉的村里就能安度晚年。和亲近的邻里相互扶持，有各式活动丰富精神世界，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养老院。在这个“没有围墙的养老院”里，每个人都是助老者，每个人都能获得帮助。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里，除了助老员，还需要数量更为庞大的志愿者，为老人们提供照护、陪伴和精神支持。助老志愿者概念虽好，但是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剩下的大多是妇孺老弱，谁有能力做志愿者？又有谁愿意做？
面对南都记者的疑问，屈红艳笑了。她说，她们当地大部分助老员、志愿者都是曾经的家庭妇女。虽然做志愿者拿不到任何补贴，但对这些原本只能围着锅碗瓢盆、田间地头的女人来说，帮助老人所得到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远超金钱。
屈红艳告诉南都记者，其实村里还有很多人都愿意帮助留守老人，但是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我咋能随便去你一个长辈家里呢？老人也不好意思让年轻人来家里白干活。”助老员、志愿者的身份给了这些有爱心、有热情的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也让老人能安心接受善意。
钟铁华和屈红艳告诉南都记者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某天深夜，村里的一个老人打电话给他对接的助老员、村妇联主席郭小平，说自己“尿不出来好几天了”“特别疼”，想问问助老员能不能带他去医院。
“他都难受了好长时间了。你想一个男性，这么大岁数了，助老员又是个年轻女的，如果不是因为实在忍不了了，他咋可能好意思说呢。”钟铁华很理解老人的难处。
接到这通深夜求助电话后，郭小平立刻叫上丈夫，赶到老人家里，连夜带老人进城入院。入院时，老人的身体状况已经被评估为高危状态。
这样做不会面临被讹诈的风险吗？南都记者忍不住问。“不会，当然不会。”钟铁华连连摇头。她告诉南都记者，办妥入院手续后，政府工作人员也接到了消息，很快赶到并给予支持。“共担风险，这就是公益的力量。”钟铁华说，第二天早上，老人情况稳定后，他们通知了在外地的老人儿子。对方在电话里反复感谢、几度哽咽。
为了激励助老员和志愿者们，屈红艳会积极去县里给她们申请奖状、表彰。她觉得这些精神上的东西是责任也是动力，“她们获得荣誉之后，就更愿意继续努力好好干了。”
长益公益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在项目落地的一百多个村子里，已有多位助老员被本村选举为村支书、村副支书等村干部，1人获选当地县人大代表、优秀党员，其他各类荣誉奖项无数。副省长调研的同年年底，屈红艳所在县开展的互助养老工作，作为当地“关爱农村‘三留守’群体乡村振兴项目”的一部分，获评陕西省民政厅等联合组织评选的第三届“三秦慈善奖”。
除此之外，在互助养老的模式下，老人能够更主动地参与其中。钟铁华回忆起自己去某个村子里办老年联欢活动时，有一个围观的老人对她说：“这个就是公益啊，想当年我也会，就这个我干得可好了。”
“我就问他，你告诉我如果你现在跟我一样大，你要怎么干？他说我不会在村里面找非常多的年轻人去弄的，他们忙，他们要赚钱。我们这些人又不是不能动，闲着没事干。这其实就像一个游戏，我以前就会。”钟铁华立刻问他，中秋节活动让他做主持人行不行？“（他说）行，后来就叼着烟，蹲在地上，拿着话筒，草稿都没有打，就主持完了。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活动后，互助养老模式在这个村里推开得异常顺利。钟铁华发现，这些留守老年人心里藏着“被需要”的渴望——他们不仅是养老服务的需求方，同样也希望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帮助其他老年人。“为什么要高看年轻人，低看老年人呢？”钟铁华相信，老年人群体本身就能成为本村养老问题的解决者。
难题犹在：缺钱、缺关注、缺资源
基于七普数据计算，预计到“十四五”末期，农村留守老人将达1600万。随着视线离开屈红艳、杨建媛们所在村县，放眼全国233万余个村庄、1400余县时，南都记者发现，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前路依然艰难。
《中国农村互助养老研究报告》中显示，在课题组调研的37个农村互助养老典型案例中，开展文化娱乐、上门探望服务的达到100%，生活照顾类的仅有70.3%，康复护理类的仅有10.8%。有学者指出，农村互助养老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存在互助组织自我造血能力和外部资金动员能力不足等问题。
在近年来的工作中，来自公益机构资助者圆桌论坛的王毅发现，越来越多的公益基金会将目光投向了养老领域。
但是，她也直言，虽然关注度较以前提高不少，但各个基金会真正在老年领域的投入的资金还是太少，落到乡村的更少。整个行业缺乏对乡村养老的关注，也尚未形成共识。
“真正走进一线基层的基金会还是太少。”王毅说，“养老是个专业活儿。”眼下，许多想要投入乡村养老领域的社会组织，都面临缺钱、缺人、缺资源、缺能力的困境。
钟铁华对南都记者坦言，长益公益基金会在基层乡村帮助搭建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主要是针对老人的日常照顾缺位和情感缺失问题，并没有纳入“养老助餐”等更多服务内容。以“养老助餐”为例，没有纳入的原因在于一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二是因为农村留守老人购买力不足，三则是因为风险太高。
“我认为（乡村）互助养老的核心就是低成本，再就是能够助力到基层社会治理。”钟铁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