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在上海网站编者按：《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一书正在编辑中，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本网将部分选择一些章节陆续发布。今天选择发布的是部分内容。
《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文教篇部分章节选
第二章 上海文化领域的湖南人
第一节 晚清至北伐以前湖南人在上海办报和兴学
一、上海早期报业中的湖南人
开埠以前，上海没有近代意义的报刊。1850年英国人创办的周报《北华捷报》是上海报纸的发端，该报馆另出日报《字林西报》。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则是1861年发刊的《上海新报》，是《字林西报》的中文版。早期的报纸主要读者外国人及少数文化人。1872年创刊的《申报》开始在市民中传播，该报于1912年卖给华人史量才，称谓华人报纸。特别是1896年《时务报》创办以后，中国人自己办报之风盛行，晚清上海的中文报纸达到460多种。湖南人在上海早期报业中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办报鼓吹革命”部分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辛亥革命以前，湖南人在上海创办和主持的报刊有七份，有秦力山、陈范、章士钊、陈撷芬、傅熊湘、杨毓麟、宋教仁等代表性人物。本节对前节已有较多介绍的报业中的湖南人不一一详述，仅以章士钊为中心，对湖南人在1949年以前上海报业的活动再作介绍。
章士钊，188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唐田乡，章家世代务农，其父章锦作里正，兼行中医。章锦两度外出谋事，没有成功，家境日益困难。章士钊之母刘氏出自书香门第，通书史，一面让子女入私塾读书，一面自己亲自授业。其同父异母兄章士鍈是私塾老师，对其学业也多有帮助。章士钊十四岁到长沙城求学，曾两次考童子试不中，后到一亲戚家教儿童读书识字，又因弟弟被学校退学，他辞教在家边读书，边教弟弟。半年后，即1901年底，带着弟弟到武昌，本想去南京，但长江封冻，滞留武昌，生活陷入困顿，后有人帮忙找到一个叫儿童读书的工作，解决了生活问题。在武昌期间，他认识了黄兴，成为莫逆之交。
1902年春，长江解冻后，章士钊在妹妹和妹夫的资助下，买船票，到了南京。兄弟俩都考入了官办江南陆师学堂。该校是张之洞于1896年创办，聘请德国教官，培养军事人才。章士钊入学不久，学校发生学生与教官冲突事件，三十一名学生集体退学，其中有章士钊的弟弟章士戛。章士钊也自动退学，率退学同学前往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是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创办办的教育机构，总理蔡元培、学监吴稚晖，是一个宣扬革命、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他们对章士钊等人表示欢迎，免除这些学生的一切费用。该校正组织义勇军，计划练成后前往东北抗击俄国侵犯。陆师学堂学生正好可以当学生们的军事教官。章士钊等担任学校的军事教官，蔡元培也亲自参与训练。
章士钊在该校与邹容、张继、章太炎（炳麟）等四人思想相通，意气相投，结为兄弟。当时，邹容写了《革命军》，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书》，张继写了《无政府主义》。章士钊受到他们反对帝制的革命思想影响。同时，他还听友人王侃叔讲述孙中山的事迹，看了孙中山写给王侃叔的书信。对孙中山产生钦佩之情，并翻译出版了日本人介绍孙中山的书《三十三年之梦》，更名《大革命家孙逸仙》。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影响，既使更多人从正面了解了孙中山，促进了黄兴等革命志士的联合。孙中山本名孙文，号逸仙，章士钊翻译该书时，误将孙文及其笔名中山樵连成孙中山，从此孙中山之名流传开来。
章士钊大力参与和推动反满革命宣传使引起了震动一时的“《苏报》案”。 《苏报》原是胡璋以其日本妻子生驹悦的名义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的市民小报,报馆位于公共租界。该报最初主要刊登市井琐事、社会新闻，销量很少，处于亏本状态。1897年陈范买下《苏报》馆。陈范是湖南省衡山县人，生于1860 年，1889年中举，1891年担任过江西铅山县知县，因主张改除旧俗，遭江西巡抚斥责，1895年又因教案牵连被革职。陈范落职后移居上海，后与妹夫汪文溥共同买下《苏报》。希图以文字济世报国。陈范购买《苏报》初期主要由其本人及儿子、女儿三人撰稿，包揽编辑事务，稿源缺乏，发行量和影响力都甚为有限，不能赢利，处于勉力维持状态。
与革命人士和爱国学社的交往使《苏报》走上宣传革命的时代最前列。一方面是因为陈范本身有改良救国的积极思想，另一方面是他与蔡元培等人的交往，促使他逐步转向革命。1901 年蔡元培来到上海，与陈范结识，蔡少于陈八岁, 两人以叔侄相称，可见交谊甚密。陈范参加了1902年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中国教育会”，是该会的会员和评议员。陈范还通过报馆为蔡订购《最新俄国东方经营部面全图》,陈范还与夫人、女儿一同参加了蔡元培等人兴办女学的协商会，是“爱国女学校”的发起人之一。中国教育会指导下的爱国学社成立，陈范也参与其中，成立大会的照片即有陈范。而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是一个私立学社，经费依靠募捐，教职员没有薪酬，自谋生计。与《苏报》馆的合作就成为经费来源之一。爱国学社的蔡元培、吴稚晖等七人每日轮流给《苏报》写稿，《苏报》每月资助爱国学社一百元。《苏报》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苏报》会及时报道。中国教育会每周在张园举行演说，宣传革命思想和欧洲革命状况等，《苏报》给予连续报道。
《苏报》还开设了“学界风潮”栏目，报道了上海南洋公学闹学潮和南京陆师学堂学潮及其三十余名退学学生到上海的事件，宣传学生运动。浙江大学堂无理开除6 名学生，《苏报》发表了《敬告浙江同志》的社论，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苏报》还积极参与了拒俄运动，发表《留学生已结义勇队》的消息。而《申报》等报纸对学潮和革命派活动这类政治敏感问题多采取不发声的态度。《苏报》从而在各报中站到了宣扬反满革命的最前列。《苏报》和爱国学社的合作可谓两得其所。“爱国学社”借助《苏报》，宣扬革命思想。《苏报》也因成为宣传革命的阵地，社会影响迅速扩大，销路大增。
由于爱国学社与《苏报》的紧密关系，章士钊也给该报撰文，宣扬革命。陈范欣赏章士钊的才华，1903年5月27日聘请了二十二岁的章士钊担任《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上任后明确两大宗旨，即排满和排康（有为），改革报纸的编排，凡涉及革命、排满的字句，均用较大字体印出。随即他刊登《本报大改良》，宣布对该报进行大力改革，竖起了反清革命大旗帜。在新书栏里介绍了邹容的《革命军》，系统宣传了《革命军》一书驱除满族、剖清人种、去奴隶之根性、光复“中国”、革命独立之大义等观点。该报了还发表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序〈革命军〉》《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张继《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等文。这些文章总体上是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介绍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批判康有为等人的保皇思想，鼓动“撞自由钟”、“树独立旗”、“倒政府”、“杀皇帝”、“ 杀尽胡儿方罢手”。章士钊亲自写《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杀人主义》《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宣扬反满革命，称“仇满之见， 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推翻世袭君主和贵族特权。
《苏报》刊登的邹容《革命军》有关思想和章太炎的《驳康惟有论革命书》反响尤大，举国震动，最为清政府所痛恨。1903年6月21日，清朝廷下谕旨，指斥《苏报》宣传革命为叛逆，令各地缉拿严办。特别痛斥《革命军》“此书逆乱，从古所无”，“尤非拿办不可”。两江总督魏光焘下令查封《苏报》，派候补道俞震明协同上海道袁树勋负责查办。俞震明联络租界工部局和美国领事馆，派巡警到租界抓捕陈范、程吉浦、章炳麟、陈叔畴、邹容、龙积之、钱宝仁等七人。6月29日和30日在《苏报》馆和爱国学社逮捕了《苏报》账房程吉浦、章炳麟、陈仲彝、钱宝仁。7月1日邹容投案自首。《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
6月29日下午巡捕到《苏报》馆抓人时，陈范在馆，巡捕问陈范在否？陈范机智地答曰不在，因而躲过一劫。随后陈范带着两个女儿和姨太太逃往日本。清政府曾要求日本引渡陈范未果。其姨太太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与梁慕光所创立的洪门三点会分会，他自己在日本认识了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曾活动与东京、横滨和香港。1905年陈范回国，清政府以他事向会审公廨控告而被捕。清政府企图将他引渡出租界未成，第二年获得保释。出狱后到湖南醴陵，投奔该县县知事、妹夫汪文溥。武昌起义以后，他叫汪文溥催促湖南革命当局出兵，帮助在汉阳的革命军。后曾主持上海《太平洋报》、北京《民主报》笔政。1913年1月，病逝于上海。陈范因“《苏报》案”而举家受累。对其走上支持革命的行为亦有不同解释。一说他聘章士钊为主笔后章公开宣扬反满革命，他深为忧惧，敦劝章不能如此肆无忌惮，但旋即又改变主意，支持章的做法。可能是受到假孙中山钱宝仁的影响。钱宝仁是本是一无业之人，谎称是孙中山，回国策动革命。陈范与其在爱国学社聚会中认识，对其身份深信不疑，言听计从。但陈范在任用章士钊为主笔前即积极参与爱国学社的活动，受到蔡元培等人的影响，应不至于因钱宝仁的胡言乱语才支持革命思想。而如有学者所言，陈范在接手《苏报》后确定了关注时事政治的办报方针，因与陈范本人追随时代浪潮，力主保皇立宪的思想和清议救国的文人本色。
清廷本想把“《苏报》案”所捕各人引渡到华界审判，英、美两国领事及工部局在是否逮捕章太炎等人，以及在何处审理这些人等问题上意见不一，经过近一年的往来交涉，最后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审判，章炳麟、邹容分别被判三年和两年监禁，程吉浦、陈仲彝、钱宝仁开释。1905年, 邹容死千狱中，章炳麟被监禁三年后出狱，流亡日本。在清政府逮捕和准备逮捕的人中，有《苏报》老板、作者等，唯独没有主笔章士钊。原因是查办《苏报》案的是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章士钊在陆师学堂读书时，受俞总办赏识，且与其子俞大纯交好。俞明震在办案中，有意庇护章士钊。加之章士钊平时所发之人都用化名，可不作实据。
《苏报》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家旗帜鲜明地大力宣扬反满革命的报纸，虽然其宣传不免华夷种族之议，但对反对帝制，倡议资产阶级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该报积极宣传和推崇邹容的《革命军》，引起了朝野震动，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苏报》案”本身也在中国近代史的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报》虽被查封，但革命人士认识到利用报刊舆论宣传革命主张的重要性。该案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例在租界审理的清政府告民官司。清政府在租界当局主张租界司法独立的情况下，也不敢得罪洋人，而作为原告参与租界会审公廨审理。而且清廷希望将邹容和章太炎永久监禁甚至处死，但关押日久而不判，舆论纷纷指责，工部局也放风说再不宣判就将放人。清廷外务部才接受英使意见，同意缩短刑期。“《苏报》案”既反映了晚清在租界带来的西方法律、新闻制度等冲击下，出现了舆论相对自由的状况，本身也反映了专制帝制与舆论自由的不相容。但“《苏报》案”的审理方式和结果大大助长了报刊舆论自由的发展。“《苏报》案”的审判过程各报纷纷评论，形成的舆论压力对案件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
《苏报》案后，1903年8月章士钊与陈独秀、张继、苏曼殊等人一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报馆设于新马路，主要有章士钊和陈独秀主持。章士钊办《国民日日报》的方针沿袭了《苏报》，即以关注时政为方向，而不关注市井琐屑，更不涉奇猎艳。章士钊在“发刊词”中说：“三千年来，独夫民贼以国为牧场，以民为畜头，其所以圈之系之之术，任凭玩弄而不见有一毫之反动”，而“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阐明他们创办《国民日日报》是为从事国民事业造舆论、做准备。在社论《箴奴隶》中告诫民众要做国民，不当奴隶，“奴隶者，乃国民之对立面也。民族之实验，只有两途，不为国民，即为奴隶”，“今以反观之于吾同胞，其为国民乎？其为奴隶乎？是必有一定之真相也”。而变奴隶为国民只有学习西方，进行革命，消灭专制。《国民日日报》开宗明义，表明方向，被人称为《苏报》第二。当时正遇“沈荩案”起。沈荩是湖南善化县人，曾在汉口组织反清“自立军”，又往来上海、北京、天津从事反清活动。后在北京被捕入狱，被在狱中毒打、勒颈而死。此案引起民情愤怒，媒体大量报道，批评清政府的野蛮行径。《国民日日报》也作了大量报道，组织撰写评论，转载中外报纸的相关文章，谴责清朝政府的残暴行径。章士钊本人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了《哭沈荩》诗四首，颂扬沈荩为英雄。但遗憾的是，《国民日日报》热闹开场却仓促结束。该年年底，因内部矛盾，报馆停刊关闭。
在办《国民日日报》的同时，章士钊还创办了出版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沈荩案发后，他收集各报的文章，写了《沈荩》一书，介绍沈荩的事迹和沈荩案的经过，并请在狱中的章太炎作序，在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更全面低揭露了清政府的丑恶，鼓励民众学习沈荩，群起排满，反对专制。该书局还出版了章士钊翻译的《大革命家孙逸仙》、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刘师培所著《攘书》、黄藻所著《黄帝魂》等，都是宣扬反清革命思想的书籍，在民众，特别是新军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了反清事业。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章士钊继续从事反满革命工作，协助黄兴创立了华兴会，负责在上海建立联络点，安排从内地和日本来的革命同志。1904年11月因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案连累而被捕，出狱后于1905年1月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章士钊经过思考，放弃了革命思想，转而从事文化教育，且不接受多位友人的一再劝说，拒绝加入同盟会。1907年回到上海，准备前往英国留学。1908年年4月乘船前往英国。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等校学习三年余，1911年底回到上海。他在英国期间，十分关心国内局势，特别是武昌起义后，他积极收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应，及时电告国内，为国内革命党提供了参考。孙中山从美国经欧洲回国时，在英国听吴稚晖介绍了章士钊对革命的积极态度，资助他回国。回到上海后，他即联系了黄兴，黄兴派人送来一千银元，请他到南京议事。
1910年5月宋教仁在上海创办《民立报》馆，作为同盟会联络之所。辛亥革命胜利前后《民立报》由于右任主持。于右任乃邀请章士钊担任《民立报》主编。1912年2月，章士钊正式接任。但章士钊的政治主张与同盟会的革命主张有并不完全相同。他宣扬建立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阁制政府，甚至队南京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也持异议，对总统制颇有异议，被一些同盟会会员视为不尊重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南北议和成功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实行了内阁制。章士钊主张中国的内阁应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内阁。他在《民立报》连续发表文章，阐述其政党政治主张，即解散所有政党，依政见分立两党，根据选举结果决定执政党和反对党。同盟会内部的宋教仁、黄兴等人则是章士钊政党论的支持者，他们在内部推动建立新的政党。在此形势下，同盟会改组为议会政党国民党。1912年8月发生袁世凯勾结黎元洪杀害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的事件，革命党群起声讨袁世凯，章士钊独认为在内阁制下责任应在陆军部长段祺瑞而非总统袁世凯。在当时形势下，他的言论当然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章士钊不得不辞去《民立报》的职务。章士钊在《民立报》主持六个月，他的一些政论虽有不随时势变动，脱离实际之处，但他坚持己见，一以贯之，仍不失为有所坚守，非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这也是体现了他作为职业报人的操守。
离开《民立报》以后，章士钊又与王无生创办了《独立周报》。他在发刊词上说，取名“独立”，就是要“以不偏不倚之说进之。至于此义或不见容于近日之社会，因招巨怒极骂，人人挤排，吾说使无容头过身之地，亦未可知”。这是处世原则，也是他办报原则。昔日他在日本坚拒加入同盟会的劝说，不久前在同盟会所办《民立报》坚持自己的政党理论，不附和同盟会一些人的观点，都体现他的独立精神。他在《独立周报》连续发表《约法与统治权》《政府责任与议会解散权》等政论文章。但看到当时“党气一落千丈”，加之他得知王无生暗中接受袁世凯津贴，于是意志消沉，从《独立周报》中退出。
离开《独立周报》后，章士钊活跃于政坛，在两次反袁战争及推动政党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过多项重要职务。他是黄兴和宋教仁的挚友和智囊，也积极支持孙中山反袁，为反袁事业到处奔走。曹锟倒黎元洪，想贿选总统，他坚定在站在黎元洪一边。毛泽东等人筹划湖南革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他慨然资助了两万元，周恩来要从法国运出印刷设备和宣传品，他以自己的外交免检身份帮忙运到德国。他成为了各方政治派别都有联系的重要人物。1923年发生曹锟贿选事件，身为国会议员的章士钊，愤而南下。应聘担任《新闻报》主笔。《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由中外商人合资创办，标榜“无党无偏”、“经济独立”。这大概也颇符合章士钊的行事原则。
担任《新闻报》主笔后，他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曹锟贿选，甚至提出无元首论，主张国务院、参议院、北京大学等首长轮流担任总统。还发表《评新文化运动》，猛烈批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为胡适所提倡，章士钊与胡适本有交谊，他在日本主办《甲寅》月刊时，时在美国的胡适曾是该刊的作者，两人在一些看法上颇相接近。但他认为胡适所倡白话文不成文理，味同嚼蜡，简直滑稽不通。对章士钊的批评，胡适概不回应，称他为“时代的落伍者”。他还在《新闻报》上发表多篇论墨学的文章，其中也有与胡适的讨论。胡适以书信的方式在《新闻报》上作了答辩。次年，章士钊再次离开上海，到北京出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1945年11月他应蒋介石之命，短暂担任了《申报》主笔，次年1月即离职。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上海主持报纸。
（说明：本文版权归作者本人，如有人转载或引用，请联系本网或作者本人，若不经同意就随意转发或引用，将追究侵害版权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