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在上海网站编者按：《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一书正在编辑中，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本网将部分选择一些章节陆续发布。今天选择发布的是部分内容。
《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经济篇部分章节选
《湖南人在上海（1843-2013）》经济篇主编李霁友教授
一、 湖南人移沪历史沿革、动因及湖南商会的成立
湖南人向上海移居的历史较为久远，我们选取“新中国成立前、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三个主要阶段来进行介绍，不同的时代背景的经济制度与政治政策使得每个阶段的移沪过程都有各自独特的原因和特点。总体上，湖南人移沪经历了一个由被动移民到主动移民的过程，移沪的动因也由单纯的躲避苛捐杂税、战乱天灾而转到为追求更多经济利益和更高质量的生活上来。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湖南人选择来到上海经商、从政、学习，对于在上海从事工商经营的企业和企业经营者来说，迫切需要类似于同业公会，或者行会的商会组织来维护大家的利益，上海市湖南商会应运而生。成立商会为在沪经商的湖南人搭建了联系工商界与政府之间的桥梁, 为促进湘沪经贸的交流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一） 湖南人移沪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前（1843-1949）
这一时期湖南的对外移民，主要是被动移民。具体原因包括：第一，地租繁重，苛捐杂税较多。到了近代，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地租也不断上涨。在湖南，农民所得部分的50%以上都要交给地主。佃农除交纳租金外，承租时还要缴纳押租，额外增加了佃农的负担，而且平时又有种种对地主的额外贡献及徭役式的体力服务，实际上地主剥削农民已经很厉害了。地租的上涨使贫苦农民拥有自己的耕地变得不可能，大量农民遂涌入城市。第二，灾荒不断，民生凋敝。历史上，湖南一直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湖南人为谋求生路，只好外出到各地逃荒。第三，战争频繁，土匪猖獗。历史上的湖南战争频发、匪患猖獗。近代以来，从外国的侵略战争到国内战争都为湖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第四，人口过剩，良田不足。湖南地少人多，特别是好的耕地不多，土地的承载力过重。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粮食增长的速度，造成粮食短缺严重，也造成了农业结构的改变和失业率的上扬，农业极不稳定。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外移民，探寻新的生存空间。
近代以前，外迁的湖南人口不少，但移居到上海的湖南人并不多。这是由两地相距很远，交通不发达，以及两地人口迁移没有历史渊源等社会条件和交通条件所决定的。开埠以后，移居到上海的湖南人渐增，但相对江浙、山东、安徽各省来说，移居者还是偏少。
这少部分湖南人能够移居上海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近代工业，特别是近代纺织业发达，需要大量懂技术、年轻的产业工人，部分湖南人乘船沿着传统向江南贩运粮食、棉花等土产的长江航线抵达上海。其二，曾国藩带领的“湘军”镇压太平军起义后，湖南不少人在上海、江浙一带或为官、或经商，带过去一部分湖南人。其三，上海不少湘籍人士如聂云台父子在上海开设纺织厂，直接从湖南家乡招聘老乡，培训后做技术工人。
改革开放前（1949-1978）
新中国刚成立后，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采取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村服务于城市的基本战略。
为了保证农业支持工业和农村足够的劳动生产力，国家采取了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城市食品计划供给制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非但受到限制，反而通过“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政治性迁移实施逆城市化措施，不少城市人口往农村转移，以缓解大量城镇移民给城镇就业和食品供给所造成的压力。但这样，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完全割裂，城乡移民固化，城乡二元格局基本形成。
湖南人向上海转移的具体阶段与我国城乡移民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受全国总体城乡移民政策和环境的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的湖南跟全国一样，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把湖南人口限制在广大农村，或者拴在湖南城市的本区域内，即使能迁出，也很难迁入实施更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区域的上海。因此湖南迁入上海的人口不多。
同样，上海迁入湖南的人口也不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上海的“知识青年”到湖南农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绝大多数也在改革开放初期，因落实“拨乱反正”等政策返回上海了。总体上看，城乡二元结构在湘沪两地体现的很明显。
在计划经济时期，是限制人们前往异地经商、做工或定居的，湖南移民上海的人员很少。这一时期能够移居到上海的湖南人主要是：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的大学生、因工作需要调入的科技人员及其家属、退伍转业军人及其家属、少量跨省调动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等。
改革开放后（1978-）
在1978-1992年这一阶段，国家推行了农村联产承包经济责任制，解放了一部分劳动力；城市实行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劳动力。城乡经济进一步向好，部分产品价格放开，引导了不少农村人口开始进城务工。
而户籍制度的放松则使这部分农村人口通过招工、招干、退伍安排、考学等途径迁入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快速增长。但由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户籍移民还是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全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政府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国家城镇化政策不断推动，农村向城市移民，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移民，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移民。如果不考虑户籍的因素，目前城镇化人口已经达到50%以上。同时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对劳动力有巨大的需求，使得全国人口向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迁移。
这一时期的湖南对外移民，主要是主动移民。受改革开放的影响，城乡二元壁垒开始松动，中国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民不断地摆脱土地，走入城市，实现自身职业的转换；国家建设也逐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社会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们思想也得到了很大的解放。
此时湘沪两地移民主要是湖南迁居上海的移民，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3年末，已超过100万，这比几个世纪湖南迁入上海的人口累计还要多得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号召浦东开发以后，湖南人凭着敢拼敢闯的精神，终于在长三角一带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来上海寻求发展的湖南人越来越多。
但这一时期迁入上海的人口具有明显的特点：（1）在上海打工创业的非上海户籍人口多，而真正取得上海户籍的人口少；（2）年轻人居多，中老年人少；（3）没有脱离集体土地的农村人口多，而完全脱离土地的“非农”人口少；（4）从事工商、建筑、各类餐饮运输服务的人口多，而从事党政和文教科技等工作的人口少；（5）工作不稳定的人口多，工作稳定的人口少。
形成上述特点是有原因的。起初，许多湖南在上海的务工人员，由于没有技术和资金，只能在人家开的小企业以打工为生。当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资金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湖南人利用亲友间的互相帮助，通过各种同乡会、商会等组织借钱集资开始开办一些服务性的企业如湘菜馆和文印店等。目前，虽然湖南人在上海办的餐馆和文印店这两类企业越来越多，但一般规模较小，经营模式单一，且大多是家庭式经营，很少有大的企业。
湖南移居到上海的移民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常居移民。也就是说，无论有无上海户口，移民已经迁移到上海常住了。许多在上海工作多年的湖南人，工作家庭安顿下来后，把年迈或已经退休的父母接到上海来常住，以实现家庭团聚。
第二类是工作移民。这一类移民在上海的居住期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工作领域、性质多种多样，但总体上更多的是属于中短期打工，如建筑、餐饮等。在用工旺季的时候，上海及周边接纳大量来自湖南的打工者，以扩大本地的劳动力供应。但在用工淡季或者企业歇业时，打工者纷纷退出上海及周边。
第三类是技术移民，基本上有上海户籍，是上海的永久性居民。这类移民的教育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或者受过相应的教育且具有实际工作经验。这类移民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研究生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湖南人在上海取得了不少成就：一是在上海的餐饮、服装、房地产、金融和高科技产业等行业出现了不少知名企业及企业家；二是除了经济界以外，湖南人在政界、教育界和科技界也崭露头角。
二十一世纪以来，上海移民政策的重心在向科技人才倾斜，这些人才具备科技领域的高等教育学历且擅长科学研究和技术操作，这一大环境的变化给湖南人进一步进入上海带来了很大的机遇。
（二）湖南人移沪的动因
总体上说，经济利益或者说不对称经济带来的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不平衡，是移民的基本动因。对湖南来说，跨区移民是由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引起的劳动力调整的过程。二元社会结构、城乡户籍制度、教育、年龄、甚至性别等等因素，使以湖南为代表的中部不发达地区向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移民的动因，更显复杂。
通过对湖南人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1）个人所接受的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愿意移居到上海等沿海达到地区；（2）越年轻，越愿意到上海等发达地区打拼；（3）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到上海等沿海达到地区生活、学习和工作。
从推出和拉入的角度看。湖南向上海移民的动因，有湖南迁出地的因素如社会资源偏少，迁入地的因素如发展的机会多，中间阻碍因素如距离、迁移费用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及个人因素如接受教育程度、技术水平等。
由湘向沪移民的动因，主要是由湖南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环境中的“推力”和上海劳动力市场需求、政治自由度和福利制度等环境中的“拉力”共同形成的。
湖南向上海移民的推力和阻碍因素包括：一是省内经济因素。湖南是农业大省，以农业为生，农业人口数多。工业方面，虽然政府积极推动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但由于种种原因，工业发展的速度非常缓慢。服务业方面，其产值逐年增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其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不足工业的一半。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影响了整个省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去沿海打工成了很多年轻人唯一的选择。
二是政府政策因素。从20 世纪90年代以来，湖南省政府就积极着手劳动者集中外派务工事务，鼓励年轻人到省内外打工创业。而且湖南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吃财政饭”的党政事业单位岗位有限，许多大中专学生一毕业就跑到沿海一带打工。三是中间阻碍因素。两地距离太远，交通费用高；上海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迁入难；生活居住成本高，房价过高；湖南人总体“安居乐业”，不喜欢迁徙。
湖南向上海移民的拉力因素包括：一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人口转型造成上海逐渐迈向老龄化社会，许多工作岗位需要大量的年轻人。二是人才市场的需求。上海的产业升级和外向型经济，需要技术人才。廉价的劳力和各项软硬件政策或设备配合，吸引了更多外资来提升其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方针更是需要技术人才。三是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和较高的劳动报酬。上海能够提供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拉关系，走后门”比湖南要少。此外，上海的工资相比湖南要高，劳务报酬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
从生存与发展的角度看。产生移民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生存的需要，二是发展的需要。就改革开放后由湘向沪移民的动因来说，生存需求的因素比较少，发展需求的因素比较多。在发展需求中，主要是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比较少，没有战争因素和政治因素，因为这时候湖南没有发生战争，湖南政府没有强迫居民迁出，以解决其劳动力剩余的问题，上海政府也没有动员湖南人迁入，以解决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从现实和具体政策的角度看。湖南向上海移民的动因分析离不开全国的大环境。户籍制度的放松，让许多湖南农村的年轻人离开土地，自由流动，到上海来打工创业。而严格的上海户籍制度的保留和农村土地制度的存在，又让不少年轻人只能保留“沪漂”或者“在沪务工人员”的身份，不能真正融入上海。与户籍配套的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等将不少湖南人排除在上海之外，使这些新移民举步维艰。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年轻人到上海来打拼呢？一是利益动机。经济因素或者经济利益是劳动力转移的最根本动机。湘沪两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湖南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湖南向上海移民的直接原因。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享受着不同的生活消费水平。生活在低工资地区的人们会向高工资地区转移。湘沪之间的收入差异是构成单向移民的实质性推力和拉力。二是常态化经济贸合作的要求。随着两地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多的湖南商品、劳务涌入上海市场，越来越多的上海品牌和生产要素也不断在开拓湖南市场，这种常态化的经贸合作，把不少两地跑的“流商”演变成常住上海或湖南的“坐商”。既熟悉湖湘文化又理解海派文化的在沪湘商，是湖南对外移民中的佼佼者。三是上海有对劳动力的需求。（1）推力，湖南就业岗位不多，自我发展的环境不佳，工资低，而且湖南整体上经济不够发达，资本和固定资产投资不足以吸收这么多劳动力，需要为剩余的劳动者找出路。这自然把许多年轻人往外推；（2）拉力，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浦东大开发，市场广阔，同时上海人口老龄化，但资本较充足，需要大量的劳动者从事技术和服务工作，吸引了不少湖南人来此发展创业。 四是上海有对科技人才的渴求。上海对外来移民的接纳始终遵循“按需引进，为我所用”的原则。改革开放以后，移民是上海获得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上海依赖外来移民从事生产和服务行业中那些最低级但必不可少的工作。其次，上海对技术熟练工人与各类优秀人才更是求贤若渴。上海对有技术专长的移民实行优先原则。对外省学者、商人和各种专业人员往往通过开绿色通道予以引进。其举措是：首先，吸收包括上海高校在内的全国优秀高校毕业生；其次，通过全球和全国招聘优秀科技人才。
从唐朝上海地区建立华亭县，元朝建立上海县，近代开埠，到现在上海城市的发展，开放的移民政策维持了它的生机与活力。而湖南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自古就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说法，多数湖南科技人才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来上海工作。因此在两地文化和政策的感染下，越来越多的湖南人选择去上海发展。五是上海有发展的舞台。对一部分湖南人来说，到上海不是来解决生计问题，而是解决发展问题的，上海的工资相比湖南要高，劳务报酬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在上海能够获得比家乡高出很多的工资报酬。不少湖南人是来圆自己的财富梦和自己的事业梦的。六带动效应。从历史上看，带动效应有异地为官，如曾国藩、左宗棠等，还有就是农副产品贸易等。现在的动因有，求学，当兵转业，工作调动，打工和创业。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以后，跑上海的湖南人很多都是通过，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朋友带朋友的形式带出来的，带动效应被利用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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